更新时间:2017-11-24

暴雪将至:专访《暴雪将至》导演董越：对票房完全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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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从东京电影节载誉而归的悬疑电影《暴雪将至》正在全国影院公映，这部由段奕宏、江一燕等人主演的电影，在豆瓣电影上的评分7.2，口碑还是不错的，但票房就和口碑不太成正比，上映7天累计约2600万，加之明天多部新片上映，留给该片的市场空间已然很小。对此，电影日报专访了该片的编剧、导演董越，听听他对这部电影做如何评价，以及关于电影背后的故事和心路历程。

电影日报：在采访之间，我们在网上搜集您的资料，我们所看到的您的资料比较少，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
董越：我2006年从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毕业，在2010年之前以摄影师的身份拍了几部不成功的电影。因为在当时接触的项目并不正规，题材也幼稚，所以满足不了我的表达欲望，而且我认为当时合作的导演、制片人在各个方面还没准备好，还不具备在我心目中做电影的素质。所以，我带着失望的情绪以及迫于生计的压力在2010年去做了广告。当时其实并没有放弃做电影的想法，于是从2013年左右重新想要做电影，试图寻找题材，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电影日报：您拍《暴雪将至》的初衷，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题材和这么一个故事？
董越：2013年，机缘巧合看到一篇关于西北能源小城慢慢变成空城的报道，这套照片里有一种时间慢慢消逝的感觉，像电影里感受的东西，很打动我。那个能源小城在9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现在已经完全变成空城了，城里只有老人和狗。我觉得可以将此作为一个起点去延展一个故事、描写一个在寻找的故事，讲一个老人寻找凶手，但凶手始终没有出现，于是他就这样陪着这座小城慢慢变老。后来一点点改，从最早想法到最终的剧本实践，中间经过了很多的过程，也借鉴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小说、真实案例的报道等。

电影日报：从有剧本创作想法到拍摄完成，您大概用了几年的时间？
董越：2013年写了第一版大纲，2014年停了一年，2015年完成了剧本。同一年认识了后来合作的制片人，后来一起合作。2017年拍摄和放映。

电影日报：进展和过程顺利吗？
董越：挺顺利的。我们上半年拍，下半年制作完成，然后参加电影节，现在上映。整个过程在同一年进行，这种情况还挺少了。

电影日报：您是摄影师出身，在拍摄电影时对画面有什么独特的设计吗？
董越：我想摄影师出身的人对画面还是有一种准备和联想的能力，原来我以为我的摄影师经历对我没什么帮助，但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我才发现，以往的经历和感受确实会起到一些效果，因为我能够明确我想要的东西，传递给摄影指导和美术指导时能够做到比较清晰和准确，他们在执行时就会有方向感。

电影日报：您再回头去看电影时，您最满意的戏份是那一场？
董越：有一些，追逐戏也是比较满意的。那一场戏有一定的商业元素的考虑，希望拍得更加精彩，想呈现出一种电影风格化。因为我想表现人与整个环境之间的关系，主人公不但是在追凶，更像是在一个迷宫里迷失的感觉。我想充分地把这个味道拍出来，尤其是在庞大的重工业氛围下，人的不安和渺小我都希望在画面中呈现出来。

电影日报：犯罪悬疑在市场中比较受欢迎，观众的期待值比较高。这是您的处女作，在拍摄中您有过压力吗？对于票房有自己的考量吗？
董越：没有压力。制片人也没给过我什么压力。开始阶段对于票房没想那么多，因为真正专注地做一件事情很难想其他，想工作以外的东西容易有杂念，所以我只是专注在电影世界里，用以往的观影经验和生存经验来判断对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往下走。

电影日报：对于“最冷犯罪片”的标签，您怎么看待？
董越：我觉得任何试图用一句话去概括一部片子，尤其是这种片子都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它很难真正意义上抓住这部片子的特点。我觉得“最冷犯罪片”是宣发公司的定位，希望观众更有观影的明确性。从现在来看，这个效果不一定很好。因为它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犯罪片，犯罪只是外壳，它探讨的东西还是比较特别的，有很多隐喻的东西。在传统的犯罪类型片里，它是一个闭合式的叙事模式，所以对于想要观看犯罪题材的观众来看，可能会在这部片子的观影过程中产生不一样的感觉，与他们期待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现在不是特别确定“最冷犯罪片”这种说法是不是准确。

电影日报：如果给这部电影打分，您会打多少分？有没有您最满意的或者最遗憾的地方？
董越：我一直是拒绝给自己的作品打分，因为它已经有自己的生命。它最准确地反映出我在创作过程中的状态，是关于我在那个过程中所有思考的结果呈现。我们从来没去设想自己的孩子长到18岁之后是否满足他在出生前我们想象的样子。我不能说他（她）长大以后哪里长得特别遗憾，哪里长得让我们特别骄傲，我觉得这样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尊重。他（她）就是他（她）应该有的样子，作为创作者，我应该平等的看待我自己的作品。即使有再多的遗憾，作品就是作品。

电影日报：观众很容易要一个量化的标准，比如豆瓣评分，大家更容易用分数来衡量一部片子。
董越：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去做判断，我觉得很重要。这部片子所探讨的核心其实也是关于自己是谁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判断出了问题，是受到不太准确的外围环境的影响。

电影日报：曹保平作为该片的出品人之一，您和曹保平导演之前有什么渊源？
董越：在此之前没有渊源，在这个项目里曹老师是出品人之一。

电影日报：很多人拿《暴雪将至》与《白日焰火》相比较，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董越：我不会回应，他们拿《白日焰火》比较是因为没看到不同之处。

电影日报：据说，您原本的设想是几百万就可以拍了。但是制片人肖乾操提出设想把盘子做大了，当时您的想法是什么？您和制片人肖乾操有什么渊源？您如何评价他。
董越：也没什么想法，就是顺其自然吧。我和肖乾操在2015年认识的，之后就开发这个项目，2016年一年就是在运作这个项目，包括融资，找演员等等，2017开拍，我们两个认识两年多，他很棒、年轻，非常有潜力。

电影日报：影片中有一场8分钟铁轨上的追逐戏，据说那一场戏就拍了11天，当时会不会担心超期？
董越：拍了8天。没有担心超期，因为那个时候其它的景没有赶出来，所以那八天正好拍这样的外景戏。整个的拍摄周期是64天。

电影日报：观众对于影片中的劳模颁奖礼上机器故障的“雪”和影片结尾的雪印象尤为深刻，有不同的理解。您在设计时的想法是什么？
董越：雪在全片里大部分时间是以新闻的方式进入环境里，虽然没到，但是是一个将至的过程。它其实已经在传递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当它真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代表着一种荒诞的东西。荒诞不是在于它荒诞本身，而是在于荒诞选择了一个最不应该出现的时候来临。我觉得这足以引起荒诞的效应。无论是中间还是最后一场戏，实际上都会有一种荒诞入侵的感觉。荒诞侵入到现实当中，它实际上混淆了现实和虚幻之间的界限，让现实不再牢不可破。

电影日报：不少观众在观看影片后其实是由非常多的疑问的。比如燕子为什么非要自杀，她可以离开的。
董越：她为什么不能自杀？一定要离开呢？说她离开的人还是没有理解全片的真正含义。因为燕子是全片中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醒来的人。所有的关于自己是谁的问题其实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想象，当想象不在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生存依据和依靠了。不单单是燕子，我们所有人实际上关于我们自己存在的根据都是基于我们自己想象的东西。在外人看来，这个依据未必可靠。但是这个是建立我们强大的根据。当这个根据突然发现不存在时，我相信不止燕子，很多人都会选择自杀。

电影日报：故事设定在1997年，但是很多年轻的90后观众在1997年可能还在上小学或者还没出生，对于那个时代的变化的印象和感受不是特别的深刻。那1997年对于您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董越：1997我觉得的特别像中国90年代的结束。我觉得不是结束在千禧年，而是结束在1997年。因为1997年前后有种不太一样的社会感觉，1997年之前，能够感觉一种变化之前的暗流涌动；1997年之后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变化，整个社会开始出现分化，阶层的分化，包括老百姓的生活，人情世故、普通人的情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选择了1997年，它是一个让人意味深长的社会转折点。国家也出现了比较多的大事件，对于每一个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来说，可能都会对那个时间点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印象吧。

电影日报：《暴雪将至》豆瓣评分7.2分，您对这个评分是否满意？
董越：谈不上满意，但是我认同他。在我看来，什么事情都非常有道理的，包括猫眼的评分是比较偏低的。因为猫眼基本都是属于将电影当成快消品的观众，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所以我接受。

电影日报：对于《暴雪将至》票房表现是否满意？
董越：不满意，我不理解为什么会这么低的票房。我不知道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排片不是很理想，有些排片可能只在上午。因为很多人是抱着去看推理片的心理去看片子的，所以会产生很严重的受挫心理。但是也有部分观众二刷三刷去看这部电影，也说明这部电影不缺少市场，只是目前我们不了解市场在哪里。

电影日报：有些观众会觉得看完电影没看懂，不懂电影到底想表达什么。作为编剧和导演，以您的角度会做一个怎样的解释？
董越：如果没有看懂，又不想做功课、不想真正意义上试图去了解这部影片背后的含义和社会背景的话，那他就没有准备真正意义上去看懂这部电影。那这部分观众实际上并不是这部电影的观众。通过电影，对背后所传递的信息，社会的背景时代的背景，对这部分真正意义上产生兴趣了对一些事情开始产生怀疑了才是真正的观众。如果看完之后，没有达到自己的观影预期，脏话连篇的肯定不是这部电影的观众。
电影日报：中国媒体和观众可能更希望找到一个答案。
董越：对。观众他需要第一时间找到答案，不接受让他动脑的过程。他接受不了，所以这个观影过程可能让他受挫，因为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留白，是需要观众去动脑去感受的。

电影日报：电影是开放性的结局，观众现场可能就会说烂片。如果说大团圆结局，直接告诉他哪个主角死了，观众可能更喜欢这种。中国目前的电影市场可能就存在这种现象。
董越：这不单单是中国电影市场的关系，而是整个社会的现状，文化的现状，跟我们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我刚才举的例子，为什么我会感受那么深，就是我觉得跟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教育都是给定的答案，不会让你思考。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不会让你思考，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都是给定的答案。任何的问题基本都是没有开放式的，让你有参与性的讨论，都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答案。中国现在是这种情况，它不单单是观影的现象，跟我们的文化有直接关系。

电影日报：作为一部犯罪悬疑类电影，有观众说偏文艺了一点，您在拍摄时有想过定位为商业片还是文艺片吗？
董越：对我自己来说，我不会去想商业片还是文艺片。比如，《一次别离》是商业还是文艺呢？他的冲突非常好莱坞，商业和文艺的标准很模糊。十几年前，李杨导演曾拍过一部电影叫《盲井》，那个电影是纯粹好莱坞叙事的电影，拍得非常精彩。它从外观上来看，是很土很脏兮兮的一种很纪实的影像。不太会讨好市场，但这个片子拍的非常流畅，非常好莱坞。但是这部片子也没办法说是商业还是文艺。

电影日报：《暴雪将至》作为您的电影处女作就获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大奖，那么会不会给以后的创作带来压力？
董越：没有压力。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会再考虑。我只考虑电影本身的方方面面，电影以外的事情我都不会考虑。

电影日报：您未来打算是继续创作犯罪悬疑类电影还是会尝试不同的风格？
董越：不一定。边走边看，没办法去决定以后的东西。

电影日报：下一部有什么打算？
董越：今年没有打算下一部，因为快要年末了，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想法。也有一些项目主动找上门，但是我觉得不能让我满足，我估计可能还会原创吧，还是会自己去找项目。

电影日报：未来发展方向还是自己做剧本？
董越：对。

电影日报：您的起点很高，对正在通往艺术道路上的新编剧新导演，有什么样的建议？
董越：你想得到多少东西就必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有时候心灵鸡汤给我们一个特别朴素的道理，但是很多人不听。其实有时候心灵鸡汤比现实当中很多人说的话都有道理，但是大家觉得那个是肤浅的，心灵鸡汤是没有意义的。但实际上，世间上的道理其实是非常的朴素，你能承受多大的委屈就才有可能成就多大的事情。你经历多大的困难，你才有可能做多大的事情。我现在特别相信这些朴素的道理，所以试图走捷径的人肯定会栽跟头。我觉得任何的弯路对我来说都是捷径，世界上没有捷径可言。

电影日报：有些导演会和片方或者投资方存在艺术或者商业上存在冲突，你遇到这些事情时是怎么解决的？
董越：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事情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就跟两口子过日子一样，你不可能说我只坚持我的，不考虑你的感受。也不可能完全丢失自我，只满足对方。我觉得的任何的事情都是一个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相互磨合，相互揣摩，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很难两极化，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实际上在沟通磨合的过程中，就是在锻炼磨练在考验一个人的心智成长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