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大城市的好处之一，是会有很多奇妙的偶遇。本来要去当代艺术中心看Darfur Now，票卖完了，我们临时决定去罗素广场看另一部参展纪录片Up the Yangtze，结果和导演成了朋友，连着两晚上吃饭喝酒聊天，无比愉快。
那天很冷，风雨交加，可特拉法加广场照样成了庆祝St. Patrick’s Day的绿色海洋。想起庞德写巴黎地铁站的名句，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我跟Cathy误了电影，心情倒不坏，干脆坐下来要了份甜点，喝了壶伯爵红茶，然后晃荡着去Renoir碰碰运气。不得不承认，多年来我已经落下病根，一看到艺术院线里那些非主流电影的海报，就异常兴奋。一月底回费城时，和viyu达成一致，老城区的Ritz是费城最值得留恋的地方，看来Renoir有望成为新宠。
我对片子的期望值不高，一来有《三峡好人》在前，二来这么敏感的题材，又是所谓“人权观察国际电影节” (Human Rights Watc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的参展片，只不要拍成西方人立场的宣传片才好。一路看下来，倒觉欣慰，导演自己介于中西之间的文化认同，明显是个优势。电影结束后的答观众问简直和纪录片本身一样有意思，三峡游轮上西方游客和中国服务生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在小小的剧场里再次凸现，好几个问题令我失笑，因为一早猜到“他们”定会如此发问。听侨勇讲拍摄计划如何成型，如何建立跟人物间的信任，如何取舍有“富于包蕴”的事件和时刻，感觉跟社会科学家做田野研究很像。片子剪完之后他放给几位主人公看，初中毕业就上船打工的于水给侨勇写了长信，说她从片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决定下船继续读高中，拍摄团队就在他们的主页上为于水设立了教育基金。我受到很大的震动，这不就是ethnographer经常讨论的，如何与所研究的社群分享研究成果么？纪录片的拍摄者，是不是也和深入社群的ethnographer一样，对于拍摄对象有某种道义上的责任呢？如果以追求客观中立为名，完全漠视这种责任，是不是对拍摄(研究)对象的一种剥削？
接下来的喝酒聊天，顺理成章，Cathy带我们去伦敦最好的Fish & Chips, 话题自然离不开电影，自然会讲到共同热爱的贾樟柯，杨德昌，侯孝贤，特吕弗，布莱松。侨勇几乎是除了甲同学以外，跟我的电影口味最接近的人。钱锺书说，如果觉得鸡蛋好吃，大可不必结识生蛋的母鸡。但事实证明，把一位导演的审美偏好和他自己在创作上的特点相比照，是极有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