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上，贾樟柯通过四位作家作家忆述故乡与自己文学的关系来回望历史。

电影本身试图建构起四五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历史与文学，故土与文学的关系。贾樟柯提出的命题，是我们如何记录历史对文学书写者的经验的塑造，以及多种时空里文学、人生和乡村所呈现出的驳杂的面貌。作家们的文字在主题、风格上都有差异，因此片子选择历时性的结构和乡土主体作为可以串联起来的主要线索，而那些对人物群像的图景式的展现和口述文学的刻意表演则流露着悲天悯人的情绪，这是导演力有不逮的一贯尝试。或许并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导演本人当下的选择和局限，他的才不再此处，但是志却要固守此地。

文学，历史与故乡的关系如此复杂，作家的态度也截然不同，贾平凹隐忍和保守，梁鸿则是切肤的疼痛。唯有余华，余华不是这样，他既能出乎其外，又能入乎其中。他成长的故事，尤其是买着站铺一路向北的故事，和他说话的节奏，都证明了文学与他物有着超越性的关系。

时间，塑造了他们的文字，文字则以桥梁般承载。贾樟柯试图建立起他的桥梁，可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结构的漫不经意与气韵的割裂，使得我不能完整地进入整部片子。

但他又有一点是可贵的，他是愿意抱着希望的，抱着这世界上尚有“蔚蓝之地”的念头或文学尚有点用处的。因此我理解那些对着镜头慢慢念着文字的“做作”，也能感受到一种情感上的力量，即便我对此感到尴尬。在他们念出那些文字时候，他们的动作，脸上的细节和神情，他们的语速，他们切身的经验与文字产生着共鸣。

村民们或那些乡村的表演者们，由于他们自身的阶层，在朗诵中获得了一种身份与可能性：对精神生活有着追求的同时扎根在土壤的生活。他们是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养育出来的人。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里形容那些摄影作品是“美学化的政治”，道理似乎差不多。回到题目，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一种怀着对未来的期许而不断向前挥动双臂的行动，就像余华所诉说的那个在傍晚下水，晚上赤脚沿着岸边的归家的寂寞少年一样，一样地对未来茫然。贾导似乎也很在自己的血地和“应许之地”之间感到困惑和无力，他要往前游吗？贾樟柯只是给自己与他的观众做了一个略潦草的承诺，有这样一个应许之地，有这样一个可能：他们经由文学而获得流奶与蜜，与真正的安宁和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