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3-20

天才枪手:“美国时间”或曰女性主义时间 ——对《天才抢手》的残留印象

前段时间，在翻阅一本台湾书籍时，偶然遇到了“美国时间”这个表述。与我所想不同，这个生长在对岸的词汇，指的是一种白日梦般的状态。昼夜颠倒的时差，足以让在太平洋对岸过着“美国时间”的人们，体验一种别样的空闲。当然，这种时间的别样性在于它的游戏性质与玩世不恭，在于它的被放逐。

之所以与我所想不同，是因为初在目录上看到“美国时间”时，我觉得它充满了政治意涵。有意思的是，如上所述，“美国时间”恰恰有着浓浓的去政治化意味。无需赘述，这本身传递出大陆／台湾的某种社会结构差异。

但更有意思的是，“美国时间”以及这一表述在不同社会语境中所产生的裂隙，与女性主义的某种表述和困境之间，有着极为相似的境遇。

近年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女性主义受到了高度关注。但可惜的是，作为一种重要思想资源，女性主义往往被忽视。大量广为流传的、形成某种社会症候的对于女性主义的解读／抨击，却充斥着幼稚的误读，让人哭笑不得。似乎女性主义只是一种用以消遣度日的“美国时间”。

女性主义，至少是女性主义的许多重要流派，是高度政治化的，与马克思主义、性别／阶级／种族议题的内在深刻联系、以及实践当中与形形色色的解放运动的高度关联，都在印证着这一点。

然而，女性主义在所遭遇的去政治化困境，在后现代以及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当下，似乎越来越显得真切。在当下男权社会的结构中，经过百年发展的女性主义，似乎只能呆在一种游戏／调剂的位置上。

也是在前段时间，泰国电影《天才抢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天才抢手》将我带离真实世界的130分钟，是女性主义的130分钟，也是重叠着高度幻想真实与真实性虚构的“美国时间”。

天才少女小琳的魅力，来源于身为著名模特的演员的出色气质与表演。更来源于男权结构之于她的无力与无效。

比较显眼的是，在影片中，小琳始终占据了一个行动者而非承受者的强势位置。她是完成那场谍战片即视感的逃避作弊追捕的主角。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片段。对于处在青春期的小琳而言，这确实是一件惊天大事，因此使用谍战片的节奏来表达她内心的主观视点，我以为夸张的恰到好处。

不同于大多数青春题材电影，这部电影并没有把初恋／爱情设置为主线，而只是作为一个悬念性的诱饵置于期间。随着情节的推进，作为一个优等生，一个考试天才，小琳似乎对颇与他具备相同才华的班克越来越心生情愫，影片眼看着就要朝向一个“不打不相识”的爱情电影俗套方向发展。

感谢导演，一切的爱情火花在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刻戛然而止。跨国作弊的失败以后，两位少年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更为早熟、看似洞悉即将跨入的成人社会的不公，因此心安理得的靠作弊挣钱的小琳，幡然醒悟，明白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道理；而明显单纯、举报小琳作弊、最后又在种种戏剧情节推动下与小琳共赴澳洲作弊赚大钱的班克，却彻底黑化。

最终，班克变成了威胁者，他威胁小琳继续帮助有钱人的后代作弊通过考试，以此实现社会阶级的跨越。因为，他悟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道理，一个皮克迪在《21世纪资本论》中以精密的经济学推理得出的结论——在“拼爹资本主义”的当下，地主高老头们再一次骑马归来，白手起家已经不好使了，靠“old money”钱生钱才是硬道理。

如果小琳拒绝，那么，他就要把两人的惊天作弊行为揭发出来。这是一个远远更为骇人的威胁。好在导演深知在电影营造的白日梦世界里，我们需要被抚慰，小琳对他说了不。于是，这一次，女性保留住了自己选择自由意志的权力：即使是因爱之名，也不能让她背离内心所守。

这让我想到了前些天读到的对颜宁老师的专访。记忆犹新的一段是她当场驳斥一位男性同事对于“女性不能胜任科学家”的提问。“我想做什么，就要／能做什么。”似乎是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普适性表达，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男权社会里，却不是一个普遍的事实。

性别显然是一个广泛存在、去也被广泛忽视的筛选器。否则，类似于“女性不能胜任科学家”的提问不会被复述；否则，科学家的男女比例，不会有着如此惊人的失调。

相信看过那个专访的人，大多都会羡慕颜宁的能力、地位等种种主流社会所渴求的成功标志，但同时，也会被她的单纯、理想主义以及简单的惊人的对于知识／真理的追求所震撼。相比于《天才抢手》，女性主义的某种模范，其实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在《达罗薇夫人》里，伍尔夫让才华横溢的诗人自杀而亡。因为“只有有了对比，凡人们才能更好地活下去。”在一个渴求高品质生活的精致年代里，我们只愿意、似乎也只能在“美国时间”里去观看一次次与众不同的女性主义操演。至于生命与生存的意义本身，似乎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