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中充满彩色与黑白,三个时空(二战前,战时和战后)的来回切换,令观众目不暇接。逻辑似乎已经不管用,只剩下困惑和不解。如老塔所言,要理解《镜子》并不难,它并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老塔也不热衷于堆砌象征之物。《镜子》之所以难进入,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观看那些能把我们服侍得舒舒服服,不需要耗费过多精力的电影。老塔在《镜子》中的每一场戏,都为前后留了一扇门以供彼此的串联。这扇门可能是电影里的风,火,雪,镜子或者是父亲的诗,他们散落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时空之中,却又各自遥相呼应。
例如在影片前半段一闪而过的不知名的手,举着正在燃烧的树枝烤火取暖,短短几秒之间,容易被人忽略。直到影片临近结尾,在亨利·珀塞尔Henry Purcell 《印度女王》(The Indian Queen, Z. 630: Act IV - Prelude and Song (Orazia): They Tell Us That Your Mighty Powers) 的伴奏下,那只手的主人才昭然显现—— 她正是 “我”在战时为数不多的留恋,也正是关于她的记忆,串联了战后“我”与儿子的对话以及和母亲变卖首饰的情景。
老塔的父亲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是一位诗人,《镜子》中不乏引用父亲的诗句。老塔的母亲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则是一名演员。1935年老塔的父亲离开了家庭,历经二战参军身患残疾,但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家庭。多年以后老塔也经历了两段婚姻,身为人父,仿佛重演了父亲的故事。正是这样的缺席,老塔在《镜子》中借用父亲的诗句弥补了以往的遗憾——10岁那年夏天,塔可夫斯基的母亲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在战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她独立抚养儿女。为了养家,她在印刷厂的工作结束后还带着儿子卖花,但10岁的塔可夫斯基的却因朝母亲大喊:“我受够了,你弄你的这些破花好了,我不干了。”于是有了刚刚那扇耳光——就如同《镜子》里母亲带着幼时的“我”去变卖首饰,而后被妇人要求帮忙杀鸡时,那种冷漠,愤怒和不屈的神情亦如达芬奇的画作《吉内薇拉·班琪》(Portrait of Ginevra Benci)里的女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