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10-05

镜子:我可以说了……

1972年，我问安德烈在搞什么新作品，他苦笑了一下说想拍一部有关咱们这个失常家庭的影片。我们的父母怎么会与“失常”这个词联系起来呢？这个形容词让我觉得很不恰当。后来看了影片《镜子》之后，我才理解了哥哥话的意思，也明白了他那苦涩一笑的理由。
影片的题词是：“我可以说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安德烈最终打破了我们多年来默默遵守的禁忌——不谈童年的遭遇。虽然，我们曾有过童年的欢娱和游戏，但童年也让我们品尝到了痛苦的不幸——我们非常热爱的父亲遗弃了我们。
父亲在我们眼中曾是最可爱、最英俊、最亲近的人。他身上总散发着熟悉的皮外衣、斗烟丝和香水的好闻气味。我们总是热切地盼望他的到来。每逢我们的生日他一定会出现，带来他亲手做的美好的小礼品。这都是些十分简朴的东西——父亲不是有钱人，但这些小礼物都表现出他那化腐朽为神奇的非凡才能。母亲总是郑重地称呼他“阿尔谢尼！”，姥姥也总是非常敬佩地重复那些老话：“这是阿尔谢尼1934年对我说的……”。
然而，这样的父亲离开了我们，到另一个家庭里生活了。作为孩子，我们那时无法理解大人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复杂，要维系一个家庭，需要有多少爱心、耐心和克制。也许因为这个童年的创伤，安德烈成了一个倔脾气的孩子，而我则变得沉默寡言了。
母亲对于我们又是另一个完整的世界，那么可以依赖，那么亲近，但又那么平凡，那么普通，她对我们有着许多的要求和清规戒律。一直很自信的安德烈从小对此颇有抵触，长大成人后却已不堪回首……
童年的事情我们记得很多，但从未和任何人说过。我们也从未问过父母，他们为什么和怎么分手了，这同样是个忌讳的话题。而这次安德烈突然说开了：“我经常梦见童年的房子……”于是开始了影片《镜子》里主人公的自白……
妈妈有一条铁定的规矩：无论多么困难，每年都要带孩子到农村度夏。有钱就雇一辆汽车。多半的时候是没钱，那就自己背上被褥、枕头、锅碗杂物出发。
1935年春，父母在朋友的带领下去一个叫伊格纳季耶沃的村子租房。那里已经租不到了，但村里人说戈尔恰科夫家田庄还没有租出去，并指点了路径。在一片松林里找到了一座小木屋，屋旁有一片菜园、几棵苹果树、一间小草棚和一片池塘。不远处有一条流入莫斯科河的小溪。环境非常幽静、美丽。与房主谈妥后，我们在那里度过几个夏天。不知为什么在集体化运动搞土地合并时没有触动这个田庄。这座木房子直到1938年才被搬走，至今那里还长满荒草，旁边是一个大坑，就是原来的池塘。
每年在田庄过夏时，我们完全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这大概是妈妈坚持这样做的最主要目的。我们在清凉的小溪里游泳，几乎光着身子，赤着脚到处跑来跑去，身体变得更结实、更健壮。在妈妈的引导下，我们不知不觉中领会了大自然的美好：鲜嫩的浅粉色的越桔花、紫红色的杜鹃花、穿透去年的枯叶生长出来的铃兰新叶。这里还有许多可爱的小动物：许多鸟、蝴蝶、蚂蚁。蜘蛛安闲地踞坐在完好无损的蛛网中间……观察这充满生机的林间天地是多么有趣！
“妈妈，那里有一只布谷鸟！”《伊万的童年》里的这句话，正是安德烈3岁时，第一次到田庄度夏对着森林的呼喊。男孩在森林中的场景确实出于导演的童年回忆。
树林——明亮的小白桦、阴郁沉静的云杉、繁茂葱郁的白杨……在塔尔科夫斯基最早的几部电影里，在他还没有离开大自然的景物转而进入对世界的哲理性思考之前，大自然也是影片中的出场人物。《伊万的童年》中的白桦树、《安德烈·鲁勃廖夫》中工匠们被弄瞎的那片阴森的云杉林，都不是偶然的，而是长久保留在作者心灵中的东西，一旦需要，就成了准确的艺术形象。
《镜子》中，主人公童年老家的房屋、森林和原野，都是孩童眼中有灵性的伙伴。开满粉白色荞麦花的田野，穿过荞麦田的小路，都曾是母亲最喜欢驻足的地方。妈妈最喜欢盛开的荞麦花，我们俩常常跟着母亲在那里静静地倾听，风吹过麦浪起伏的荞麦地，蜜蜂嗡嗡地粉白色的花丛间飞舞。在《安德烈·鲁勃廖夫》里像诗一般被描述的荞麦花的田野和小路就是由回忆妈妈而联想出来的。所以安德烈在影片《镜子》故事大纲的封面上这样写道：“献给启示我写出本片的亲爱的妈妈”。
战争把我们的童年劈成两半。“战前”的一段时间很短，印象美好，但已模糊不清；后一半则充满了焦虑和苦痛。
1941年5月，妈妈带着我们和姥姥在比丘戈沃村度夏，在那里就赶上了战争。那时安德烈9岁，我6岁。我们立刻听到了一些新名词：轰炸、空袭警报、军事演习。当地人开始挖战壕。
很快我们返回了莫斯科。大人们谈论着疏散的事情。妈妈只是为了我们才同意疏散。她不愿意随作家们的家属到指定的奇斯托波尔去，于是她带着我们回到了伏尔加河畔尤里耶维茨镇的老家。在那里我们度过了疏散时期最严酷的日子。妈妈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只靠爸爸一半的军人津贴过日子，还有姥姥微薄的退休金。爸爸另一半津贴给了住在奇斯托波尔的他母亲和他妻子。后来妈妈在小学校里找到工作。吃的东西主要靠在市场或附近村子里去换。妈妈出去换吃的要提前准备各种东西，姥姥用旧窗帘的绒布缝成孩子们戴的风帽。冬天里，妈妈把这些东西捆绑在雪橇上，步行穿过封冻的伏尔加河去换吃的，每次一走就是几天，在沿路的村子里过夜，随便睡在哪里，随便吃些别人给的东西。
有一次，妈妈用一对镶绿松石的金耳环换回了一小桶土豆。这对耳环还是姥姥的姨姥姥从耶路撒冷带回俄国的，几十年之后竟然流落在伏尔加河畔的小村庄里。卖耳环的事用在了《镜子》里，但是那里没有也没必要交代那对耳环的来历。那场戏解释了两种境界的冲突：小市民的贪婪卑琐和正直人的高尚心灵。
记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是1942年的早春，伏尔加河里开始流冰，天气晴朗，可刮着刺骨的寒风，全镇的人都跑出来捞河里漂下来的原木——总得有烧的呀。妈妈在浮冰上跳来跳去地捞木头，我们在岸边帮她往上拉。突然，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妈妈从浮冰上掉下去，消失在互相挤撞裂开的冰块与碎冰渣之间……
1943年春天，我们听说：列宁格勒的一批孤儿送到这里来了！孩子们纷纷跑到学校里，趴在窗台上往里看。那里的景象真是让人不忍目睹。我们当时也都瘦得露出一排排肋骨，但那些孩子确实在令人吃惊：瘦骨嶙峋、面色黝黑、奄奄一息。他们一动不动地睁大眼睛望着我们，眼睛大得出奇，毫无生气。他们很快沿伏尔加河去了别的地方，但这番景象却终生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显然安德烈也记住了这件事，在《镜子》里以同情的态度表现了一个从列宁格勒围城中撤出的孩子的过失：对于经受了那样的饥饿和痛苦的孤儿，我们是不能苛责的。
1943年夏天，妈妈终于拿到了准予迁回莫斯科的许可。整个疏散期间妈妈按月寄去房租，所以我们又回到战前在希普卡大街的住所。这年夏天安德烈和我住在别列杰尔金诺作家村里的少先队夏令营里。我们住的那座两层木屋是作家布鲁诺·亚申斯基被捕前住过的，后来成了幼儿园，再后来成了少先队营，现在是作家协会的创作之家。这年秋天，妈妈被安排在作家村当看房人，我们就在那里继续住下来。
1943年秋天，爸爸突然从前线回来，要到别列杰尔金诺来看望我们。我记得，妈妈把地板擦的干干净净，让我去找些松枝铺在台阶下面。我在松林里大概耽误了很长时间，忽然看见离房子不远仓房旁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在往我这边张望。我没有认出爸爸，直到他喊了一声：“玛丽娜！”我才听出了熟悉的声音。我一下子呆住了，然后才撒腿向爸爸跑去。那时候，我们多么高兴，多么自豪！爸爸肩上有四颗星，他已经是大尉了，胸前还挂着一枚红星勋章。虽然爸爸没能按他的许诺给安德烈带来德国人的刀和钢盔，但是却带回来一整条军用黑面包干，四听美军午餐肉罐头和一些白糖。这是他那年冬天负伤之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还记得，1944年妈妈带着我们到谢尔布霍夫斯基街的军医院去探视爸爸。我们已经得知，他负了伤，截取了一条腿，这是他负伤后我们第一次看到他……
1945年5月，我们终于胜利了！在塔尔科夫斯基的影片里，这是用红场上欢腾的人群和释放烟花的新闻片镜头表现的。妈妈向来不喜欢到人群拥挤的地方去，可是这天，她却带我们随着人流走上了红场。晚上我们站在大石桥上看烟花，妈妈用手紧紧拉着我们，生怕我们在人群中走失……
妈妈原来和爸爸一起在文学院读书，但是因为家务，她没能读到毕业。每次填表时，她总是在学历一栏里填上“大学肆业”。妈妈很有文化修养，很有创造性（可惜，她写的那些诗，都被她毁掉了，因为她觉得写得不好），但是她却甘心做一名小小的校对员。为了照顾孩子，她去了离家很近的第一模范印刷厂工作，这样她可以早、中、晚三班倒，白天能有更多的时间呆在家里照顾孩子。
校对工作，非常劳神，整天都需要绝对集中精力，丝毫不能马虎。在斯大林时期，政治书籍、百科全书、教科书里如果出了错字，都会被看成政治犯罪。但差错总是难免的。有一次，在大百科全书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辞条里，把“希特勒与萨拉希”（匈牙利的法西斯头子）错排成“希特勒和斯大林”。幸亏在校样上发现了这个错误，但还是把校对科的所有人吓得要死。事情的结局就当时来说还算不错：出错的校对员被开除了，那个铸排女工因为神经过分紧张而精神错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塔尔科夫斯基把这件事情写进了《镜子》中。
妈妈在印刷厂工作到退休。她为人的最宝贵的特点就是对周围人的关爱。她对印刷厂里的同事，无论有没有文化，全都亲切对待。她同普通工人和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都能找到共同语言。只是对那些愚蠢的、心怀恶意的、不正派的人才采取回避的态度。她随时都乐于帮助别人，但从不祈求别人的帮助，从不给别人添麻烦。
出色的演员玛格利塔·捷列霍娃细致入微地扮演了《镜子》中母亲的角色，完整而深刻地表达了母亲的性格，既表现了她坚强、独立，又表现了她的脆弱、易受伤害。但是，《镜子》里的女主人公毕竟不是我们的妈妈。安德烈以他独到的方式表现了妈妈的性格和命运，而这命运是同她那一代人的生活、同她的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