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3-28

镜子:导演说

《镜子》在塔尔可夫斯基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阶段性意义。该片被认为是苏联“作者电影”的典范。影片的主题与作者的回忆，作者母亲和其他亲人的命运，以及作者认为自己属于人类历史一部分的意识有着直接联系。
《镜子》的结构，尤其是时间结构，看起来很像一个万花筒。筒中的五彩玻璃经过折光，变幻成花纹奇异的新组合，塔尔可夫斯基把现实和记忆中的零散片断集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犹如不同色彩、不同形状的玻璃片组成的镶嵌画。在《镜子》中，塔尔可夫斯基把历史的发展视为个人命运的变迁。影片的时间结构像一架由梦境、幻想和视觉组成的平稳运转的机器。影片中那种基于联想原则的剪辑手段也是“作者电影”的本性所固有的。这种自由联想原则不是把事件按时间先后列成历史年表，而是使事件具有统一的历史性。塔尔可夫斯基对于历史的兴趣不仅在于客观的、文献方面的意义，而且还因为它内在的、秘而不宣的意义。《镜子》的作者——主人公——叙事者对这种内在意义的感受便是该片的主题。历史，在塔尔可夫斯基看来，既是“内在的”，也是“外部的”世界状况。它们在影片的主人公的感受和视觉里是同时发生和显现的。这种视觉上的类同现象便是影片主人公对梦的感知。导演同时从两个视点来表现这种感知：做梦的“我”和梦中的“我”。一般在梦中，人对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的感知不像人在头脑清醒的不眠状态那样融为一体，而是若即若离的。因此，历史的客观时间在《镜子》主人公的感受中又像个人存在的反射。
可以认为，《镜子》里的作者——主人公——叙事者是塔尔可夫斯基的第二个“我”，是他个人的特殊“印记”，是作者对时代感受的一种“转化”。主人公把对历史时间中的反常现象的感受——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班牙战争，斯大林个人崇拜，核战争的威胁——表现为他本人在精神上承受的痛苦。因此，影片的风格近似于启示录的揭示与启迪。
在《镜子》里，导演把母亲比作大自然。大自然，这是母体中诞生生命的因素，是人类的母亲。塔尔可夫斯基认为，母亲是永生的，母亲意味着瞬间与永恒。因此，他在影片中以母亲形象强调历史文化的传统与继承。
塔尔可夫斯基始终把苏联俄罗斯女诗人阿赫马托娃视为自己诗学上和精神上的母亲。《镜子》中作者的儿子伊格纳特在他父亲家中的“空”房间里见到的那位穿绿色天鹅绒连衣裙的女人酷似女诗人阿赫马托娃。这一形象对于导演来说，是一个具体的文化传统的继承人和发展者。“……她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传统与我们当代的孩子联系起来。这似乎像一条总路线，它意味着文化根源的一统。这个女人，是一个把扯断了的时间线联结在一起的人……”导演是这样解释这一形象的内涵的。当这个女人要求伊格纳特朗读普希金给恰达耶夫的那封信时，画外响起了塔尔可夫斯基的父亲、苏联著名诗人阿尔谢尼·塔尔可夫斯基的声音。于是，父亲的诗行和精神母亲的形象把历史时间、艺术时间和文化传统串连起来，在儿子心中形成了一个永垂不朽的母亲的精神形象。
《镜子》呈现的是一个构建在联想上的奇异的精神世界。要进入这个世界很不容易，然而凡是进入其中的人，必定能找到极为丰富的情感与形象。
苏联电影界把塔尔可夫斯基的创作活动誉为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作者电影”的顶峰。
著名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称塔尔可夫斯基为“开创电影新语言的大师”。
塔尔可夫斯基是世界电影进程中各阶段和各民族的杰出艺术家之一。他的电影是对发生在全人类范围内的精神变化的一种特殊反响。塔尔可夫斯基的创作活动不仅是当代苏联文艺的一个重要现象，而且在世界电影发展的现阶段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