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漫长的告白》到《白塔之光》，导演张律的两部华语片中，都有辛柏青的身影。在今年二月的柏林电影节，导筒与辛柏青聊了聊这两部电影，他的角色，和他作为演员对角色的理解。
尽管在张律电影中的北京世界，从《漫长的告白》中的立春到《白塔之光》的谷文通，他展现出了男人的脆弱与颓废，但演员辛柏青是温文尔雅的，会隐去职业演员的娴熟技巧，用悲悯与同理心去体察角色。
他带着淡淡的北京腔调，从容不迫地向我们讲述，他如何理解脆弱，又如何展露脆弱。
注：本采访部分涉及影片剧透
导筒专访辛柏青正文
导筒：在这次来柏林之前我看了《漫长的告白》。这次的《白塔之光》（以下简称《白塔》）是您第二次跟张律导演合作。想知道您在《漫长的告白》跟张导合作的时候，和在这部电影中有什么不同。
辛柏青：《漫长的告白》的时候，实际上对导演还没有了解那么透彻，而且《漫长的告白》角色是更外化的，有需要我去塑造的。这次合作就对导演想要的东西，特别能够感知得到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在现场过多地去讨论戏应该怎么演，这些环节都省掉了。他只要是选好了一个环境，说我们要拍这场戏，进去我们就可以演了。在沟通上越来越顺畅，没有障碍。
这一次，这个角色，他（导演）也没有过多的讲戏，原来还讲一讲，立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这次只是在试装的时候，导演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谷文通要颓（笑）。他对这个人物的概括就一个字，颓。我说那我知道了，然后就这么就进入了。而且这个剧本实际上是导演用了一周的时间写出来的，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我给你写了个剧本。当时我挺吃惊的，我说给我写了个剧本？他说对。那个时候他从韩国回来，因为要隔离，期间他写了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写了一个剧本，然后他就给我发过来了。
我当时看完以后，因为第一稿剧本写得很多，跟现在的内容比是有变化的，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还是挺兴奋的。我想导演对我的认知，可能他在我身上能够捕捉到某一些孤独感的东西，就是疏离感，其实是谷文通底色里边具备的某些气质，是他在《漫长的告白》跟我合作完以后对我的一个概括和提炼。一看，哎呦，这确实是挺适合我的。
导筒：所以通过《漫长的告白》的合作，导演对您的表现的提炼是颓？
辛柏青：当然不是（笑），不能用简单的一个字来说。我认为就是分寸感。其实我不太愿意跟人聊得特别多，尤其是跟朋友接触，我可能有点轻微社恐，就是我特别害怕跟人家聚会啊，见面啊，聊天啊，这种事儿。如果人多了还好，我更怕的就是单独的，面对面的，就是两个人，我特别不会两个人相处。所以我想这些东西是导演在我身上，可能接触了以后感受到了吧，然后就用在谷文通身上了。比如说客气，也确实是，其实客气就是离我远点的意思，我理解的客气就是别离我太近（笑），我这样才能有安全感。我有的时候愿意封闭自己。
导筒：我也发现这个角色非常颓废，但您的状态蛮有精神的。您这么有精神的一个形象，就是怎么把颓废的气质跟你的表演就是完全融合起来的？怎么浸透在颓废的气质里？
辛柏青：这不用浸吧，你只要体会就行了。
导筒：怎么体会的呢？
辛柏青：其实挺容易的。首先造型上在帮我，人物的剧情设置也在帮我，他是一个生活的失意者，不如意，离婚独居什么的，种种，然后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走不出来。这些所有东西，你一想，你就知道这个人大概应该用什么方式走路。每天还爱出神，就是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他可能跟你说的和脑子里想的是不一致的。这些是人物的内核的东西。在外部形态上，让我特别笃定的一点就是，当我知道张律导演想请田壮壮老师来演我父亲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在外部形态上找我的姿态。其实壮壮老师身上就有点那种颓的东西，他花白的胡子，头发乱糟糟的，然后他走路的姿势也是有点怪怪的，背也有点微驮，所以我就想象他的样子，我就是这个样子。恰恰也是在戏里边，我觉得也特别契合，我说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了。我就模仿壮壮老师就行了。
导筒：您在戏里跟田壮壮老师的戏是很有张力的。跟壮壮老师在现场配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辛柏青：其实没有什么配合，上来就演，导演摆好机位以后就开始。因为张律导演不是特别爱走戏的一个导演，我们连试带拍，他试戏就是在拍。
导筒：所以你们没有排练？
辛柏青：没有排练。拍一遍以后，如果有调整，大家就会看监视器。他所谓的调整就是在节奏上调的更多一点，我希望这块儿再快一点，不要拖得时间太长，那块儿可以再稍微慢一点，仅此而已。我和壮壮老师呢，好就好在我们是熟悉的。我们生活当中也经常接触，以前我也拍过他的电影，所以对彼此都非常熟悉。但是一起合作，作为演员演一部电影，这是第一次，所以又那么陌生。天生自带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我觉得特别微妙，好极了。这是一部有气质的电影，能够不用演戏就传递出来。因为我认为好的电影有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韵味，我觉得我和壮壮老师在那画面里出现的时候，是有这种韵味的。
导筒：您刚才说导演不试戏，一边拍一边调整，那会重复的条特别多吗？
辛柏青：没有，很少了。反正至少在我身上好像没什么重复。基本上我自己舒服了，他说，你自己舒服吗？我说我挺舒服的，那就行了，咱们去拍别的。
导筒：您是否觉得演话剧和演电视剧的经验累积，有帮到你在电影里的发挥？
辛柏青：当然演话剧演影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给我带来一定的经验积累，但是我特别怕这个东西。它是把双刃剑，如果完全依靠经验，那挺毁人的，你会自动去找到舒适区，然后躲在安全感里边。演员这个职业，你得有一点危险性，当你在尝试新鲜的东西的时候，是有风险的，但是这种风险又是诱人的。机遇就是这样，存在风险。
导筒：既然说到风险，谷文通这个角色有什么有风险之处和有挑战之处吗？
辛柏青：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去掉表演的欲望。因为像这种戏，情感关系这么复杂，然后两性关系又那么暧昧，又背负着家庭和社会的这种不如意，你得有多少可演的东西啊。但恰恰就是，我要克制自己去演去表达的欲望。电影里我基本上眼神都很少去乱扫的，能一个人静静的坐着的时候，我就一动不动。包括给父亲打电话，如果以前要是处理，可能会，比如说先演一个呼吸急促，然后听听他说，犹豫要不要开口，要不要应答，然后他那边挂了以后，啊，那种纠结……我在这里边全舍弃掉，我就不用了。因为在张律导演的电影里，一演就是失败的，少一些表演环节，更多的是真实的。你想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俩说话可能就特别直接，你听完我说完一个断句以后，你马上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你不用判断，因为你早已经判断过了，所以我们在电影里为什么还要演那么多判断、那么多情感流露呢？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遇到突如其来的事，人是懵的，是没有太多的表情和情绪的。我希望能够传达出这种真实感的东西。我跟张律导演合作，根据他对表演的要求或者是判断，我觉得这种表演方式是符合他的电影气质的。
导筒：您觉得是光对您这样，还是对其他所有演员和角色都这样？
辛柏青：他会对其他的所有演员要求真实感。但是因为他可能比较信任我，他从来不跟我说要怎么样，因为我在《漫长的告白》的时候尝试过想去情感释放的时候，就被他及时的卡掉了。
导筒：可以问一下哪一场戏吗？
辛柏青：比如说我跟柳川，我们俩在房子里，然后背对着背。那场其实拍了一条我面对镜头的，后来他用的是背对着镜头，面朝墙里边。我有一条是背对墙，台词说完以后我眼泪是流出来了。按理说，是不是好的表演？如果在一个通俗意义上讲，一定是好的表演。但导演不要这个东西，一个板，咔停了，好我们换一个方式，你背身，把脸背进去了（笑）。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挺多的，还比如柳川从日本回来以后，我们俩在秋千上，我说这是立冬给你的一卷录音带。实际上我有特别动容的表达，那个时候拍了大概四五遍，有一遍我演的就是情感特别特别饱满，眼睛很红。后来我看导演在选择最后成片的时候，他用了我演得特别淡的一条。所以我知道他摒弃戏剧性，摒弃这种所谓的戏剧张力的表演方式。我们特意聊过这个事儿，我说，有的时候那自然的情感流露也不一定是演戏。他说不是，其实一有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慌，他就会担心，哦他们在演戏了，这是演员。张律导演是有这个担忧的。这次我就想，好，我不让你担忧，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默默的，然后特别内在的。其实来柏林之前，我看了一版粗剪版，当时看完挺惊喜的，因为我知道我内心是满的，但是确实没有过多的表现。可是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五味杂陈，内心有那种奔腾。后来我就问团队的人，我说你们能看出来吗？我说我没演，可是我里边满满的，你们能感觉到吗？他们说不用演，我们能感觉到。我说，哦，那我就放心了。
导筒：张律导演找了您两次。在《漫长的告白》里演一个地道北京人，一开口就把北京城带到人身边的一个角色。这一次还是一个典型的北京男人。结合您在北京生活了一辈子的经历，您对北京男性有什么想法？他们有什么特质，您有归纳吗？
辛柏青：北京的老爷们儿特别善良，爱夸夸其谈，就是太好面子了。北京人，尤其是我身边的，我从小接触的成长环境里，有太多这样的人了。他们拿着特别低的工资，然后每天回家吃碗炸酱面，就已经觉得那是山珍海味了。但是在外边一出来，国家大事，这我知道啊，我懂啊，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国际局势、政治外交，全能聊。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吃着炸酱面，聊着国家大事（笑）。这是北京人的一个某一类人的特性。我想这种人实际上挺有意思的。就像有好多外地人说，坐北京的出租车，的哥跟他讲的，就跟他们家发生的事似的。说谁谁我知道，这儿啊那儿啊怎么回事儿，说的感觉是他们家的事儿一样，这就是北京人的某些特质。
导筒：《漫长的告白》是通过口音来突出这种北京气质的吗？
辛柏青：不光是口音，我觉得是一种态度。其实立春就更像我说的这一类人，他明明过得不如意，嘴上还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我看到有一些影评，好多人对立春对柳川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觉得立春有点下流，怎么能这么去形容一个女性，说她随便？你怎么能说川儿随便呢？然后满口对她的不在乎。我后来想，哦，可能跟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理解不一样。因为我知道，这一类人他越说不在乎，恰恰他特别在乎，他为了怕人家看出他很在乎，所以他嘴上一定要说根本不在乎。恰恰都是反的。当然，每个人的理解真是不一样。看待问题的角度，现在人和人真是不一样。
导筒：我看的时候，觉得不举的男人不应该是您，因为您状态挺健康的？从角色上看，立冬比您颓废的多了，然后为什么是您来演不举男呢？
辛柏青：（笑）所以这就是年轻的不知道，越在意的时候往往就是他缺失的，越不在意的，越是在意的。你看他表面上说的什么混不吝，其实他根本就不行，全是假象。我其实看到剧本的时候，跟导演讨论，我说这三个人里，我认为立春是最可怜的，而且他是最孤独的那一个。因为别人都在真实地活着，他们虽然孤独，但是他们都真实。而这个立春他还要伪装自己，多可怜。因为他不得不伪装，因为他被世俗的眼光注视，因为他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他有老婆有孩子，你要像一个正常男人一样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我自己说了算的人。他不像立冬，立冬就是我自己过好就行了，我可以把我的情感隐藏起来，我也可以释放。但立春不行，他真的不能去太过地释放自己。所以我在电影里有两种状态，就是刚一去的时候咋咋呼呼，真到他接了电话、必须得回去以后，那个时候的立春才是真实的立春。接了老婆电话要回去了，但他不想回，其实那个时候才让真正的立春落地了。但是他挺可怜，我就觉得他是三个人里最可怜的。
导筒：那在《白塔》里面，又着重突出了北京气质的哪一方面呢？
辛柏青：《白塔》里面我突出的实际上就是北京的那种客气，有里有面。你看他去卤煮店跟老板聊天，包括对待一个年轻的，临时合作的这么一个小女孩，他都是客客气气的。哟，您还没吃呢，要不要一起吃？这是北京人的特质，北京人有里有面，一定要做到让对方舒服。我觉得这是谷文通的一个特别北京的气质，但是他更极致，他客气里带着疏远。我觉得是因为他从小的成长环境，包括他的理想被现实残酷碾压了以后，所带来的一种不愿意跟人太过交心的一种距离感。
导筒：看完这两部片，我觉得张律导演其实可以找您再演一部北京故事，搞个北京三部曲，然后都由您来突出一种北京气质。您跟张律导演有没有聊过之后的计划？我看到《白塔》里面也有《漫长的告白》的一些延续，《白塔》其实也有很多没讲完的故事。
辛柏青：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白塔》对《漫长的告白》的呼应也是临时起意。第一版剧本里，没有什么和弟弟去到一个居酒屋，上面挂了一个灯笼叫柳川，其实都没有，后来才加进来的。原来更干净，更像一个特别独立的，是导演想到的一个完整独立的故事。但是张律导演就是这样，他写的和拍的可能是两码事，他拍着拍着就会去寻找他曾经的一些某种潜意识的连接和联系，然后就偷偷地在我们同学聚会居酒屋门口挂上了“柳川”的字样。那个酒保，我那个女同学的弟弟的角色，他叫立冬，只不过我没那么叫。后来我跟导演探讨了一下，我说叫立冬有点怪怪的，不要这么去表面化地去带入这些联系，导演说也对，那叫什么？我说叫冬子吧。因为北京人会用“子”，比如春雨就叫雨子，然后立冬就叫冬子什么的。他说，哎，这个好。所以还是稍微地回避了一些特别刻意的联系。但是我想如果是张律导演的影迷的话，一定会看出这些联系的。
导筒：谷文通这个角色在戏里跟黄尧所演的女摄影师有一些暧昧，你和黄尧在演这段暧昧的时候，两个人都是怎么处理的？
辛柏青：当时我看完剧本以后跟导演聊演员人选，导演就说他希望找一个女演员，身上有灵气，有男孩子气。因为如果一旦女性的特征一强烈，这个暧昧就会变成一个比较能够触摸到的，实实在在的了。他怕会影响这个戏的内在气质。找了很多人，后来找了黄尧，他说因为觉得她有小男孩的那种气质。黄尧和我在一起，再暧昧也不会传递出来，相对来说比较干净。而且我也觉得，这种暧昧是人性的一种表达。
像谷文通，碰到一个小女孩在跟他说，我看你鞋挺有意思的，其实那个女孩对你的关注，就是你对她的一种吸引力嘛。女孩没事还给我拍张照片，然后说你这人也挺有意思，那这实际上就是对男人的一种关注。男人嘛，雄性动物，发现自己可能某一方面可能吸引了女孩子，他一定会有那种喜悦，或者有小小的邪恶东西冒出来。所以当欧阳文慧（黄尧饰）说，“走带你开房去”的时候，他虽然有一点尴尬，但是也默默地顺从了。我觉得电影特别好玩的东西，没有把人写得那么神圣，或者是那么正直，就是一个人，活生生的人。当女孩说“你以为我要跟你干什么”的时候，他也觉得挺羞愧的。
我想张律导演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他不想传达地目的性很强。其实不光是这一对人物组合，它整个的故事情节，包括对演员的表演的方式的传达，都是追求不确定性、不要结果、不要目的性很强。他就经常说，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是临时插进来的。比如说我们在说这个话题，有可能被一个话题就引走了，经常会有这种事。这种即兴的流动的东西，才是他最想捕捉的。
导筒：记者会上，有一个记者问了张律导演一个有关电影中男女角色的强弱的问题。张律导演的回答是他觉得他认识的女性都更强大，男性应该向女性学习。您对张律导演这个看法有什么看法？
辛柏青：我没想过，而且张律导演也没跟我探讨过男女关系，我们从来不探讨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在现场一探讨，这下意识地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表现，我会容易带着一个固有的印象，去带入到我的表演当中，就有一个方程式了。但是恰恰我们不想要这个东西，所以会很少在现场去探讨某场戏的目的是什么。
包括两性关系，也从来不会探讨说，这场是黄尧，你要主动的。两个人走动可能就是临时的，发现青年旅社挺有意思，咱开个房，然后一看这男的，一愣，那个女孩反而可能更有兴趣了。可能刚开始开房的行为就是一个玩笑行为，没有真的想去开房。第一次去看了房间以后不是走了嘛，走了以后突然开房去。我觉得这种是反反复复的，都是一个不确定性带来的结果，而不是我的目的就是要去开房，所以就会让人觉得暧昧。
导筒：关于“白塔”这一象征，以及它的隐喻，你有什么理解？
辛柏青：我喜欢电影里那句话，就是，这个白塔其实是有影子的，不是说是无影塔，其实有影子，它的影子只不过在青藏高原的某一个地方。
隐隐的，我觉得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你的成长环境，包括你的家庭、父辈、祖上带给你，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些东西，其实特别符合这句话。我们的根在哪？我们那个影子，就是在我们心里留下烙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其实作为谷文通来说，我的父亲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我为了这个烙印，几十年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我要去寻找真相，然后又碰到了这样一个从北戴河来的女孩，于是莫名其妙的牵扯到一起了。我觉得白塔大概就是象征的某一层：我们的内心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要想追求什么？是我们的追求吧，我们来自于哪儿，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导筒：其实我有一个疑惑，为什么人到中年会想要去寻根？这不是一个个体现象，是一个集体现象，但是因为我没到中年，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辛柏青：我到中年了，大概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也是父母，原来父母对我说的话，我是不理解的。我以为我听懂了，实际上根本没懂，老觉得他们说的不对。等我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后，要面临小升初、要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当年我们父母跟我们说的（那个样子）。但是那时候觉得什么呀，根本不在乎。我想现在我的孩子对我说的话，也是表面上都听着，实际上不在乎。这个没办法，到这个年龄了，你才经历这个事，你才懂得了当年父母说的意思，所以你才会觉得父母还是伟大。在这一刻你才能体会到父母的用意，用心良苦。
导筒：想问一下整个拍《白塔》的过程中，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或某几场戏，给您有一些情绪上的震动的。
辛柏青：其实就是我跟壮壮导演的那场戏，就是我在床上睡着了，其实跟跳舞是一场戏。当时我看这个剧本是跟爸爸跳舞，中国人没有这种表达方式，没有这种语境，我特别担心这场戏。这怎么跳啊，两个老爷们儿，要一起跳舞。后来我见了壮壮老师以后，我也在跟他说，其实这种父子关系我特别能够体会，然后我也知道大概怎么去处理，唯独这场咱俩跳舞，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演。壮壮老师也没有说过多的，他说到时候看吧，然后就拍那场戏了。那场戏，首先我第一个感触就是，当田壮壮老师穿上他的服装以后，我本来不是在那做了一个梦嘛，然后跟他在那儿，像审犯人一样让他交代问题，那是一个所谓的梦境，我们解释了。当清醒了以后，我坐在沙发上，他跟我说谢谢你，我说谢什么？他说大老远的还能来看我。就那一句话我特别受不了，因为我能看到镜头里，如果我是实的，没准导演又特意把我安排在画面的一个边角的位置，然后焦点又不在我的脸上。但是我仔细看了，还是能看到我眼里的泪光，因为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控制不住，就……壮壮老师太让人心疼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起身赶紧去弄那个音乐，用这种方式来拉近父子的关系，一下就找到了为什么要这么跳舞的原因。
我原来的担心全没有了，然后壮壮老师也特别顺利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原来我还想他怎么搭在我肩上，然后跳了两下，我说台词，我说爸您手上血管像蚯蚓，然后田壮壮老师顺势就搭在我肩上了。我觉得太好了，就一切那么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不让人觉得尴尬。这场戏挺有难度的，如果你内心稍微有一点点杂念的话，会觉得很别扭，但是我自己看完以后我特别感动。所以拍摄的时候我印象极其深刻，幸亏是田壮壮老师来演的，他一来所有的气场都对。
导筒：您刚才说立春是可怜人，其实这样一看谷文通也挺可怜的。怎么张律导演老找您来演这种可怜角色？
辛柏青：有的可演呗（笑）。
导筒：如果张律导演有北京三部曲，第三部也是可怜人吗？有什么角色想演还没演过？
辛柏青：我感兴趣的东西特别多，但是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就是这样，不是我想演什么就能演成什么，但我可以偷偷的夹带私货，我可以演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带着我想表达的东西，放到那个角色里。演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就看你想要带多少私货而已。
导筒：带私货也应该是个双刃剑。
辛柏青：当然是了，带多了那不就演砸了嘛（笑）。不是那个人物，也不对。
导筒：我特别喜欢您的声音。能听出来受过训练，台词又特别好。《漫长的告白》和《白塔之光》两部作品我都感觉您说话很清楚，包括您在《白塔》里唱歌，还有在《漫长的告白》里的口音。您的一系列运用声音的能力，都让人很享受。但现在注重声音与台词能力优秀的演员越来越少，似乎东西方都有这种趋势。
辛柏青：你这么说我真的没意识。但是我排斥好口条，我真的排斥。我排斥逻辑重音，我排斥那种所谓的在一句话里边要表达中心思想，我认为那不是好的表演。话剧可以，因为观众离得远，你要清晰地告诉他你的内心的想法，你的潜台词。潜台词是什么，就是逻辑重音，这句话的意思，重音不一样，它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话剧又是一个语言的艺术。影视可不是这样的，我特别排斥说得抑扬顿挫。
导筒：我倒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您说话特别清楚。如果不看电影字幕，您的台词我一直能听清。
辛柏青：也不好，那我以后一定要达到让观众听不清（笑）。我喜欢听不大清楚的，因为有些东西是似是而非的，半遮半掩的，你不觉得半遮半掩会勾起你更多的欲望吗？他到底想干什么？你会有欲望去追寻他，或者去一探究竟。说的太清楚，那就是我听就行了，我可以只用一个感官了。我是希望，我让你调动起所有的感官来看我，你才能看出我在究竟在干什么。
当然，你说的其实我特别理解，有的演员上来说不清台词，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在表达什么，当然这是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其实这就是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所以要经过一定的训练或者人生阅历，然后达到一个你能清楚地捕捉到他在说什么、他想要做什么。我现在追求的就是，要返璞归真，要像不会说台词的演员一样说台词，我觉得那是最高境界。其实在《白塔》里好多语言的处理都都处理得含含糊糊的。
导筒：我去了《白塔》的媒体发布会，身边坐了一个外国记者，他在看发布会的时候没看出来您跟王宏伟都是谁。于是他给我写纸条，把你们的名字拼音写出来，问XIN是谁？我说这是男主角。然后他又写WANG是谁，我说这是姐夫。然后他单独把你的名字圈出来，说完全看不出来。可能您当时在媒体发布会的时候挺帅的，形象挺好的，但他刚看完《白塔》，两个形象他对不上。
辛柏青：所以我就觉得这是精神气质的一种传达。所谓的塑造，你最后是塑造什么？不光是外部形态，还是一种精神气质内核。我在《白塔之光》里边，我的内在气质和人物是吻合的，是那个人，我觉得那就够了。这可能是对演员的一个最高的褒奖，外国人看完电影以后看到我本人认不出来，不相信是一个人，我觉得那是成功的，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
导筒：现在片子在电影节放完了，口碑也很好，对影片的未来有什么展望吗？对您自己呢？
辛柏青：我这种表演方式，可能在我们这个戏里边是合适的，但是主流的影展是不是认可这种表演方式，我不知道，因为太含蓄了。在表演上没有对与错，只要你在这个影片里是契合度更高，或者是在整体的影片的基调上有光彩，我认为就是好的。我希望《白塔》能有一些更好的口碑，能够有一些关注度，让更多的人去有欲望去看这个电影。
采访/ 撰稿：蓝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