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07-15

奇幻人生:一堂好课：电影《奇幻人生》

匆匆草就，错别字没改。

《奇幻人生》（Stranger Than Fiction），原名真好，翻译成中文“奇幻人生”，失却了许多味道。

这部电影是早就该看的，但是一直到昨天才真的看完，只是因为看到了它的英文名字。Fiction——小说，虚构的故事；stranger——陌生人，或者是strange的比较级。

如果有谁是将文学理论的，完全可以把这部作品当作课堂的例子来用，它几乎全面地展现了各种文学研究要素——作者、主人公、研究者、世界，以及文本本身。主人公追溯那个描述他人生的声音之过程，霍夫曼扮演的文学教授给他做分析的过程，能很好地解释文学作品情节展开的秘密。换句话说，即作者究竟要如何处置主人公的命运，主人公又该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其中都有不可逃避的叙述模式——正如艾科和卡尔维诺，或者比他们更早的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一切虚构作品均尤其自主性，情节会沿着模式化的脉络向前推进。

电影里霍夫曼分析主人公可能属于哪部文学作品的一段，亦可看做是精神分析法的文学人物解读：你的人生其实早已经被某一部小说描写过了。这就是王尔德所说的，并非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在模仿艺术。文艺作品不仅仅是消费品，它还潜在地影响（甚至是指导）着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文学人物的现实化非常常见，比如我们经常会谈到某个人的犹豫有如哈姆雷特，这个命名极有可能帮助他认清自己的尴尬处境，并为他提供一种可能性。

电影里存在一种被通俗化的批判，审计员哈罗德被现代社会工具化，失去了主体性，他的救赎却是通过作家的写作渗入他生活而开始的，在此之前，他一无所知。这是意识形态的结果之一——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勤勉为之（齐泽克）。当哈罗德发现他的生活是被规定好的之后，他产生了突破此困境的欲望。故事的结局是可怕的：一方面，克罗德始终不能摆脱作者决定他的命运，他本来的死亡被篡改，并由此获得幸福生活的开端；另一方面，作者自身竟然也通过自己的人物和现实的相互交织而实现救赎（看结尾时她的装束，同此前完全不同），这向我们表明，其实真正的死亡不是现实的哈罗德的，也不是虚构的哈罗德的，而是作者汤普森的，是她在必然的死亡结局中挣扎。如果你还记得影片中霍夫曼提到的卡尔维诺的话，就会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卡尔维诺说：所有的故事都只有两个走向，一个延续的生命，一个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很显然，第一个又会必然走向第二个。

哈罗德没有死，作者也没有死，他们在改动的小说结尾里活了下来，他们的死亡被延缓的看起来像不可能出现一样，而这正是我所说的可怕之处——一部谈到生活悲剧的电影，最终以恶俗喜剧的形式结束。此谓意识形态的第二个结果，他们对此知之甚详，但仍勤勉为之（齐泽克）。所有人都明智生命是一个必然的悲剧，但仍欢欣鼓舞地走下去。好莱坞又一此抚慰了我们的伤痛，电影结束前一直在渲染哈罗德有一个最好的结局，当然也是最恶俗的结局，为了救一个孩子儿被车撞死。死亡当然是结局的必有因素，但死的方式绝对不该如此“光明”。

实际上，这部电影拥有一个最好的结尾，但是它没有选择它。那就是当哈罗德跑到地下通道去打电话给作者，电话铃在作者的房间里不合时宜地响起……。

这才是结束，死亡不可避免，但走向它的过程却是未知的，哈罗德、作者包括所有人的生命过程都在此未知之中。

生命究竟是个喜剧，还是个悲剧？从本质上看，它只能是悲剧，喜剧有时比悲剧更可悲。大众文化的美好在于它让人失去对悲剧的感受力和勇敢，坏处更在于此——我们基本上从整体遗忘了现实的残酷性，它事实上比我们所想象的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