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重复最多次的镜头便是“纳棺”了：入殓师用软巾轻轻擦拭亡者的身体，为她/他们更衣梳洗；参加葬礼的家人宾客们缓缓注视着整个仪式，直至看到亡者再次容光焕发时，席间人不禁唏嘘，原来自己竟未曾仔细看过已故亲人的样子。

西方的葬礼则不同：仪式的焦点并不在“遗体”，而在“遗言”。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身体是污浊的尘土，而死亡代表着灵魂终能挣脱肉身束缚，升入神界；而关于死者的言说——她/他一生的功绩事业，与家人朋友的牵绊，对世界深刻精彩的领悟——才是超越“动物性”的神性所在，才是葬礼上最值得缅怀、称颂的部分。这种死亡观根植于基督教文艺复兴时期确立的独特“人论”——我们处在“伟大的存在之链”中间，向下是牲畜，向上是天使，人类奋斗一生的意义便是要与各种动物性的声色犬马和口腹之欲作斗争，进而通过修习智识、实践教义，最终“与神同行”。然而，不难看出西方人的一生注定被“负罪感”吞噬。与其是害怕死亡，不如说他们害怕在死前无法达成灵修的期待。“人非圣贤”，不断向上攀爬，不断压抑种种自然生发的欲望，只会把人生变成一场无功而返的苦修。在东京（一座西化的资本主义都市）乐团的大悟之所以痛苦迷茫，是因为他心中“衣锦还乡”的执念。

“衣锦还乡”中最重要的是“衣锦”，可如若无法实现世俗的期待，那“还乡”就成了避难。在大城市中，工作是生计的来源，是与同辈竞争的斗场，是往生之后功德簿上的绩点；但回到东方的故乡后，工作无一不是对肉体的照拂：清洁肌肤的浴场、餍足食欲的酒馆饭店、装扮遗体的入殓师、燃烧肉身的火化师……身体就是身体，它不会像灵魂一样根据其纯洁与否/道德与否将人分为亲疏远近或高低贵贱。当大悟细细抚摸父亲的身体时，他才发现，原来那个混蛋也只是一头可怜的动物。

婴孩呱呱坠地，大声啼哭着对死亡的恐惧。大人们为了安抚孩童，会编造出神话与宗教，会用艺术与哲学填补向死而生的空虚。直到死亡悄然到来，入殓师神圣地抚摸、擦拭着我们的身体，人类才终于可以告别疲倦的灵魂，重归肉身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