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09-25

我，机器人:从机械公敌到人民公敌

影片《机械公敌》改编自科幻大师伊萨克•阿西莫夫的同名小说，由亚历克斯•普罗亚斯导演，动作明星威尔•斯密斯主演。其画面设计，打斗风格、故事铺展都是好莱坞标准主流电影的路子，惊险带来精彩，疑窦引人入胜，最后正义战胜邪恶，美国大智大勇的平民英雄以其大无畏牺牲精神拯救人类和世界。然而技术进步与人类文明的关系、自由意志与集体意志的冲突、国家与个人等纠结的主题使本片对我们的思想冲击胜过了视觉冲击，对科技伦理的反思也引发我们的思考向政治伦理领域的延伸。
影片中，智能机器人之父兰宁博士对机器人制定了三条定律:
1.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亦不能坐视人类受到伤害；
2. 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除非与第一条相违；
3. 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除非与第一条和第二条相违。
在人类对机器的掌控上，以上三条定律貌似无懈可击。然而，在对科学和技术极度迷信的心态下，在科技规范法律缺失的情况下，大肆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最后险些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在进化后的主电脑“慧奇”眼里：人类总是制造问题，破坏环境，发起战争，互相残杀，它认为坐视人类以上行为，是对人类的伤害，所以为了“保护”人类，必须牺牲一些个体和暂时的自由，由机器人统管人类，认为这是对第一条和第二条定律的彻底执行。
如果把“慧奇”造反仅仅解读一个未来可能由技术漏洞带来的技术灾难，类似的大大小小的灾难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核泄露，胚胎细胞克隆和转基因危机、变异病毒……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每天发生的技术灾难的事实前，已经成为科技伦理中无法证伪的公理——高铁带来了效益和便捷，但同时破坏生态和景观；汽车提高了人的生活品质，但尾气却制造了无数的癌症患者和棘手的温室效应；新药物的研发让一些过去的绝症得到治愈，也带来了致命病毒变异和传播的潜在危机。此外，还有人工材料、能源开采、军备升级不胜枚举，凡此种种都提醒着人类对技术的利弊要时刻保持警惕。技术趋利避害的掌控已经是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最大技术难题。
如果说影片给科技伦理制造的难题只是老调重弹俗套话题，那么它引发我们对人类社会自身问题的反思就意义非常了。更进一步地说，影片中描述和预言的“机器人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映射了人类互相奴役的可能困局。50年代有一部有名的英国电影叫《一九八四》，由奥威尔的同名小说改编，电影里以政治预言家视角，描述英国若干年后陷入极权政府之手，每位民众都生活在“老大哥”（big brother）的监视之下，而且老大哥所奉行的逻辑与主电脑“慧奇”如此相似：为了“保护”民众，为了大多数民众的福祉，必须牺牲一些个体和暂时的自由。他们唯一不同的只是手段：“慧奇”驱使着众多强大的智能机器人以暴力恐吓，独裁者“老大哥”使用谎言给民众洗脑。暴力使“慧奇”成为机械公敌，谎言让“老大哥”成为人民公敌
萨克•阿西莫夫对机器人统治世界的科幻预言与奥威尔对极权社会奴役民众的小说描写，分别从技术与政治两个侧面揭示了数百年来，人们在争取和平、幸福、自由和人权的道路上险象丛生的残酷现实，同时也它警告人们唯技术主义与唯历史主义（波普尔语《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人类文明的损伤往往是覆灭性的。
对比《机械公敌》中的“慧奇”和《一九八四》中“老大哥”，他们的行为逻辑可谓是孪生兄弟——一个是假借“保护”人类的借口，另一个是打着人民利益的旗帜；一个是技术失控，另一个是权力失控。影片进一步引发我们思考：假使机械公敌与人民公敌的道德出发点原本真实，他们并非我们想象中天生的奴隶主和独裁者，那为什么制造了奴隶和独裁的社会现实？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在他脍炙人口的反极权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大致有这样的阐述：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同，每个人的需求也各异，我们无法建成一个统一的机制去给我们的幸福和需求造计划。阿伦特也在她反纳粹的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有类过似的论述：极权主义之成功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必定是它信奉者真正的无私，恶性宣传价值以及普遍对道德标准的蔑视，与政治中最有力的心理因素（即私利）无关。
罗素说：人与人的差异是幸福之源。无论是机械公敌还是人民公敌无疑都在使用暴力强制消除差异，试图统管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大街要宵禁、家中人禁止出门、消灭不顺从者的肉体、每个机器人都是毫无人性的命令执行者（除了辛尼）——如此一来，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崇高目的和道德起点，肯定都无法保护人类，而恰恰是伤害。
彰显美国精神是好莱坞电影的重要一大标签和卖点，《机械公敌》的结尾处得到了印证：街上的民众无论妇幼老弱都拿起武器去对抗机械公敌的侵犯，表达不自由，宁勿死的自由精神（影片《勇敢的心》也是如此）。
文中提到的几部电影向我们描述和预言人类曾经，现在或是即将发生的技术和政治灾难，其间各自的内涵和关联确实值得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人不停地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