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9-07

零零后:苦啊，《零零后》和它的观众们！

今天早上很早就醒了，醒来之后就开始思考纪录电影《零零后》所反映出的问题，特别是针对这一电影的舆论力量的集中体现出的问题以及对这些舆论力量怎样做出回应。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闷着想问题，倒不如看看舆论的现状是怎样的。问题并不会自己找上门来，那么怎么办呢，只有自己以敏感的触角去对当下的问题做出某种关注，然后是理解，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就做出一些自己的回应吧。昨天在晚饭桌上聊到了一个事情，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不会平添很多别人没有的痛苦吗，但是我的想法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不会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吗？
粗略整理了一下观众的观影反馈所体现出的舆情点，一点是似乎“老生常谈”但却“常谈常新”的贫富差距问题，一点是如何看待留学以及有钱留学的人的问题，再一点是国族叙事的问题。我一点一点来说，大家也请耐心地一点一点来听。
“是时候了，查拉图斯特拉必得下山重新回到人们中间”。从这第一个舆情点伸展开去，是不是重新谈论贫富差距的时候已到？这只是一种舆论引起的接收者的错觉吗？如果要重新谈论贫富差距，有哪些新的时代因素需要注意呢？我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更新换代”的感觉，事情已经不是史铁生以其革命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整全他者”、张承志以其作为工农兵子弟“老红卫”的立场，对改革开放的“天然合法性”进行质疑，对那种容易造成贫富差距增大的经济体制进行超前于同时代人的预判和分析。史铁生、张承志这样的声音虽未退场，但也不是今天社会的主导。我们看到的是，在精准扶贫这一国家性工程下面仍然相对无法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的人的声音。但这样的声音打到了哪一面墙上呢？是在说距离2020年的目标仍有差距吗？是在以此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路径从而对革命时代的三十年有做某种“回归运动”吗？或者是，干脆对社会主义感到失望，拥抱了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呢？似乎都没有，似乎很扰攘，但是又似乎很安静，结果他们发出了声音但是却好像并没有发出过，只剩下一肚子牢骚而已。我这么说没有贬低这种声音的意思，似乎看起来有一种很“左”的力量发声，但是我们也不要被迷惑了，以为现在人们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突然间强到了这样的高度，其实没有，对形态分析上的过于乐观，也是会出现很大问题的。我只是做出了某种警告而已。
似乎没有一种把人们真正统一起来的力量，使他们自己用双手去创造自己的命运，脱离贫困，而不是仅限于盯着富人的钱包。而电影中的池亦洋的父母、王思柔的父母确实是以改革开放发生的时代作为自己童年、青年底色的，如果要和因改革开放头班车而受益的人群对话，我认为观众还没有真正找到那个谈话方式，我在某种意义上比他们还着急，他们只是“虚张声势”：看啊，我也是零零后但我很穷。是需要对话的对象，但是最近的几次对话都是失败的对话，这就让我有种吃了死苍蝇的感觉了。这是知识者的优越感吗？其实不是的，有优越感的知识者怎么会去关心人民问题呢？
于是现在的问题就变得比较麻烦了。很多不满都是浮在表面上的，他们没有表达出自己的“真感情”，我不是说他们没有说真话或者是没有真情实感，感情不是泛滥、无节制的，它要与一种批判性立场结合起来。那些对自己“被代表了”这件事感到甚为不满的观众，已经从史铁生、张承志的一代得到了交接棒，但是似乎还不懂得与那些因改革开放头班车而受益的人群怎样开展对话，而改革开放却已经悄悄地不知不觉地过去了40年了，在我看来，确实可以从中嗅到一种“时间错位”的感觉。我有时候会回过头来读郭小川，读他用自己强烈的心情为人民大会堂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心灵标志物献礼；读史铁生，读他对农民的人民公社愿景的书写，读他耳朵听到的来自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声音；读路遥，读他对高加林对土地的疏离感、巧珍对城市现代性的排斥和渗透性的接受的书写；读张承志，读他的作为工农兵子弟“闹革命”的不后悔和为“老红卫”“正名”。读他们，是因为他们可以作为一种资源，让我们不断回溯，并且向前。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对的，改革开放既因引入市场而没落了物质的真正的非经济学的价值（它们被以价格来替代），也因无法产生一种对社会的整体调动使得下层群体精神上信仰上有缺失又无法填补，有些就混到了小市民里，有的还没有混到小市民里的，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我以为还不够，远远不够。
我们来看看这《零零后》纪录电影，它所反映的实在是太真实了。赶上了改革开放头班车的人的生活是怎样的？池亦洋的母亲英语说得非常好（但她应该不会说俄语，一笑），王思柔的母亲自己就有一套教育理念并且曾经有成为舞蹈明星的可能性，王思柔自己至少还知道奥黛丽·赫本，我想这个名字对很多人很陌生吧。这些就是文化资本的符号的赤裸呈现，大家没有看到吗？在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里面，六十年代上中学的男主人公已经对俄语毫无喜爱了，这是与第三世界理想联系的中国肉体内在的阵痛，我们可能现在不能理解，但是俄语是在那时代表着革命的语言，六十年代的高知子弟中就有对它提不起兴趣的人，用当时的话来说，这就是“思想觉悟出现了问题”。什么是文化资本呢？俄语对男主人公来说不是文化资本，他对俄语及其世界的拒斥，才是他的文化资本，于是在小说后面的叙事中男主人公拿着表面上的一套政治修辞去闹革命，但是没有与它产生感情的，没有真正理解闹革命的必要性，还“故意”（从小说对叙事情节的安排的角度说）抓错了人，抓了女主人公的父亲，一个曾经的国民党军官。礼平的这个小说没有一句废话，把前因后果都交代了，而且这种因果联系不是一种生造。在《简·爱》中，我记得，对小女孩阿黛尔（身份不明）来说，文化资本的符号不是英语，而是法语（只有英国的上层贵族才使用的语言）。池亦洋的母亲能够尽可能地帮助自己的儿子争取到教育资源，还能与对方学校的负责人语音对话，如果不是一个高知家庭，父母懂什么英语呢，只能十分朴素地为追梦者提供三餐的需要，有时候连这些都满足不了。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文化资本真的在发挥它的作用，它把池亦洋家庭和下层群众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做了抹杀，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某个时代，文化资本“不那么起作用”，它不会使得两种群体见面之后凭借文化资本一眼就可以认出彼此？这样的世界难道不可怕吗？我们就身处这样的世界之中。这是我走在大街上，前面有人走过，后面也有人走来，在这样的时候，想到的问题。它就似乎像是一个屏障，或者一个“签名”、“压印”、“铭刻”（这三个是德里达的术语），它是缠绕在穷人身上摆脱不掉的魔咒吗？它是池亦洋家庭、王思柔家庭“解放他们自己”的障碍吗（至少现在不会——他们可能觉得这东西带在身上舒服着呢）。池亦洋家庭……他们也要与人打交道，不是吗？一种常见的思维是，一个圈子的人总是和本圈子内的人打交道。但我的理解不是这样，似乎我的想法总是和别人不太一样，而在这不太一样的地方，我是会看到他们面前有一个障碍物的。诗化地来说，这个障碍物是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但是这难道不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吗？文化资本总是于使用它的人有利，于没有它地人不利吗？它是不是“所有人”身上的的障碍物呢？还是说，解放每个人的钥匙就在每个人自己身上？
第二个舆论点是留学，这也很有意思。虽然现在的留学热潮是放在改革开放留学热重启的延长线上的，但是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推动变成了资本推动。改革开放初期的自由主义者们出国留学，是认为这个国家身体生了病的，而唯有通过西方民主才能治病。现在人们却可以很轻易地变成自由主义者，从向西方国家输出本钱开始，到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再到最后相信西方国家自己所相信的政治神话，这样的“三步走”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产业链条，谈论由资本推动的留学造成的自由主义者，已经会显得与过去谈论自由主义的方式不太一样了。我不是说池亦洋家庭、王思柔家庭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怎样，我这样说吧，留学回来的人而能不变得“不左”，内心要足够强大。至少，有一个苗头已经出现在影片里，喜欢奥黛丽·赫本的王思柔因其“单纯”而并没有窥探到奥黛丽·赫本本人和被包装成奥黛丽·赫本的那个人之间的不同，或者说没有看到整个的一套精密的改造为为特定观众喜爱的明星的文化工业流程，她的“成为奥黛丽·赫本”的梦，就显得不够具体。王思柔也不是丁玲笔下的梦珂，对这个流程做了全面的批判，终于走出了这样一个荒唐的梦的。举个例子，玛丽莲·梦露是知道自己的梦想之后是一套运作，她也适应了这一套运作，在这个游戏里面玩得很开心，梦露的追梦成功就成了一个“对成功的讽刺”。
每个时期发生的“留学”都有特定的情感要件，这正是文学所要关心的事体。在宗璞的《红豆》中，江枚的家面对的是物价飞涨，印钞只是无用的废纸，这个时候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跟着齐虹走，“忧愁另一种忧愁”，但至少她会远离那种生存危机的肉身在场，那种集市上见到的饥饿而死的人，这就是用留学解决问题。另一种则是继续留下来，咬着牙过日子，坚持自己作为穷人的骨气，另一方面作为学生起到桥梁作用，用知识点亮群众。留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难道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吗？在谌容的《人到中年》中，女主人公的同事和朋友都相继离开大陆，出国深造了，名义上是出国深造，其实思想上是觉得自己的价值无法在这里体现，甚至感到自己被压榨，这当然是他们的想法，我们无法挽留一个真心想走的人。在这方面，谌容把八十年代留学潮方面人物动机交代得很成功。但是小说失败之处是，女主人公的想法竟是与出国留学的人一样，她的选择留下来也没有说服力。因此它是“反思小说”，而不能够突破套在它身上的这个名词。
池亦洋的留学动机是什么呢？因为橄榄球的发明国是美国。橄榄球是什么呢？欧洲大部分地区、非洲几乎全部、南美洲几乎全部、亚洲大部分地区、北美洲的墨西哥，都是踢足球的，北美洲的美国、大洋洲大部分则是踢橄榄球的。一次机会让池亦洋在学校接触到了橄榄球（在中国，足球的接触概率比橄榄球大得多，而且，我要感叹，能接触到橄榄球的是一个怎样的学校啊），池亦洋把这次机会看得那么重要，似乎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而且去哈尔滨比赛，是中国队在橄榄球赛场上的首秀，影片也要把这个强调出来。嗯，我当时看到了心想，好吧，就这样吧。似乎它不过是一个中国本土没有的东西，那当然是人家的正宗。就像对离了咖啡也死不了的中国人，法国的咖啡才正宗；同样地，西方离了茶叶也死不了，而中国的茶叶正宗。为了这个动机而留学吗？我不是说池亦洋的这个梦想不好，而是说从他目前的表述以及给我的感觉来看，他的梦想的根扎得不深。拍摄的两个家庭都选择了出国留学，却对此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留学的都是年龄偏低的，他们会审慎看待留学还是只把它当成是一个冲动？至少从影片里，我找不到答案。孩子可能是很有想法的孩子，这我并不否认。
王思柔的留学呢？就我目前的观察看，更像是一种逃避，她小的时候没有进正式的学校而是在思培机构上同步的课程，教学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每个班就只有三个人，这个，所以她到了美国读高中时候学校也是小班制，这是和现在不断扩招的、每班人数不断增加的中国的学校形成对比的。还有一点是，她没有正式地在中国参加过小升初、初升高、高考等这样的考试，如果继续留在国内学习，她要对应试体制做一段很长时间的适应，而这在她看来显得来不及。就这样，一个畏惧进入中国的正规的学校管理的人，选择了出国留学。真的是这样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因为导演强调了留学是王思柔自己的选择，没有人逼迫，但是没有说出她留学的原因啊。这就让我感到沉闷地透不过气来了，哦，讲了半天好像又和没讲一样，这样的电影，哎呀。
还有最后一个舆论点，是国族叙事的问题。观众可能觉得，哎呀，喜欢一个美式运动（还不是像喜欢篮球那样简单，是橄榄球，纯正的美式运动，就像为了体现英伦风而打打高尔夫球那样）；哎呀，一个小姑娘平白地就说起“上帝”来（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就不可以信基督教）。在电影中，出现了两次国歌，一次是池亦洋小时候“无法解释地”带领同学们一起唱国歌，另一次是在哈尔滨比赛时入场式上集体唱国歌，后者倒真让我感到了一种油然而生的“国家感”，这种东西也装不出来，应该是真实的。但是，爱国的方式、回报社会的方式就是向中国人推广美式橄榄球，这一点怎么理解呢？我看完电影后，就像被这个问题绕进去了一样。关于王思柔，我想问题要简单些，也不是故意对电影说好，我觉得，影片的侧重点是放在，那么努力地想要接近美国文化的王思柔却依然感到一种排斥感，这个时候她可能感到“上帝”也救不了她（似乎“曾经”是上帝使得她因为画功被学生围绕，但是有关于上帝，她也就只是表达了这一次），她只能重新回到母语、回到中国文化中来。我想，在这方面，影片的表达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的三个舆论点，第一点，电影没有问题，但是有许多符号有待被深挖，问题是观众如何能够与被观看对象成功对上话。第二点，电影方面有问题，但是留学问题作为一个突出问题反映在影片中，引起我们思考，也是有贡献的。第三点，可能电影在国族叙事方面做得不够好，导演可能也知道，池亦洋、王思柔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留学生，但是其叙事能力一言难尽，不是一个空壳就是一个奇壳，我没有那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叙事方面还要再进步啊，搞清楚真正想要传达给观众的是什么，不要这边一个，那边一个，我说这个并不是要说增强什么“叙事技巧”，“叙事技巧”那种东西，还没有真情实感重要呢，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整理各种叙事技巧的书，我觉得，真是，有笔就能写，有摄影机就能拍，非要搞那些“玄”的。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