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5-05-17

拉贝日记:反思二战之二——关于南京大屠杀 ——被遗忘的大屠杀

反思二战之二——关于南京大屠杀
——被遗忘的大屠杀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治·桑塔亚
素材：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电影《南京！南京！》《拉贝日记》
纪录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好莱坞制作）
书目：《南京暴行》《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南京大屠杀》（徐志耕）《南京大屠杀之铁证》《南京大虐杀》《东史郎日记》等和张宪文先生的南京大屠杀部分书目（55卷本）及《南京大屠杀真相》（上）中方资料）
在南京一地，据不完全统计，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达三十万人以上，掠夺器具309万余件，衣服540万余件，金银首饰14200两，书籍1486万册，古字画284万件，古玩7300件，牲畜6200头，粮食1200万石。
面对那些渗血的文字，那些惨不忍睹的图片，听着这部血泪史，无法不震惊。不可否认，就像詹姆逊所说，任何文本都是有“政治无意识”的，作品里会有夸张或者是为政治服务的东西。但是这也不会是借口，作为政治统治或许人口多是威胁，为了利益最大化都是需要的，可战争是有国际法约束的（感到很好笑！约束不了战争的发生，却又规定在战中时一些规则。法律本身很多要反思的东西，在《朗读者》中，就有对法律的反思，法律是狭窄的，判是否有罪根据当时的法律而不是现在的，这是不是也很奇怪的，那法律是怎么进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一个出发点）总之，作为一段民族史，有必要了解下。
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在美国出版。《南京大屠杀》是首部全面记录当年日军血洗南京城暴行的英文著作，曾连续5个月被列为《纽约时报》书评的最佳畅销书，引起英语世界对二次大战时日本在中国实施暴行的关注。１９９８年４月，东方出版社翻译的２０万字《南京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中译本在北京出版。1997年，张纯如在接受一个主流杂志访问时说：“这是我真正不得不写的一本书。我写，是出自义愤。即使拿不到一分钱，我也不在乎。让世界知道1937年在南京发生了什么事，对我来讲，这才是重要的。”2004年11月9日，在美国加州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突然离去震惊了整个世界。张纯如的突然辞世，不仅在北美大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也让万里之外的国人感到不同寻常的震撼。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却留给了我们整个民族一段难忘的记忆。（在这里可见人是不能总远离现实的，这是多么可惜的啊，纪录片里谈到张纯如女士在写作总是感受到就像在现场，有一个片段，深夜在看全家照片时也变成屠杀的场面，可见承受了多大痛苦，感谢她所作出的努力，我们不该忘记，然而读起来那些血泪，确实让人压抑，情绪很低落又很愤怒，这里得实事求是说一句，我们做些了解工作，但也别陷得太深，我们还是要生活在当下的世界。我的了解这一阶段也就暂时告一段落。）凭借这一记忆，提醒更多的美国人、加拿大人和西方社会，让他们了解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亚洲那块古老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曾遭受过怎样的人间浩劫，又有着如何难以形容的刻骨铭心的伤痛。而又因为这伤痛，使无数海外华人即使分散在世界各地，也能在一呼一吸之间感觉到彼此的血脉相连。张纯如让我们无法忘记，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真正的作家不是玩文字游戏，而要通过文字来传达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和感情。1994年12月，当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说类书籍里，居然没有一本提及这段本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为了撰写《南京暴行》，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得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纯如发现的不只是《拉贝日记》，还有一份珍贵的史料：《魏特琳日记》。
1937年12月13日，霹京沦陷，日本士兵在这里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鲜见的囊暴屠杀。数万名年轻人被包围着驱赶到城外，然后被日军用机枪扫射，有的则被当作刺刀练习的活靶子，或是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一连几个月，南京城的街道上堆满了尸体，到处弥漫着腐烂的人肉臭味。
一位历史学家曾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可以从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长。他们的血登总重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为什么南京暴行的受难者没有发出呼吁正义的呐喊呢?或者，假如他们曾发出了呐喊，为什么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得不到承认呢?我渐渐明白，这种沉默的幕后操纵者是政治。由于冷战的诸多原因，有关各方共同造成了对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忽略。1949年以后，新中国和台湾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款(像以色列不要德国赔款一样)。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威胁"，美国急于得到它从前的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这样，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逃避了许多严历的惩罚，而它的战时同盟国却没有逃脱。
　　另外，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1990年，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说，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一定责任。他因此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差点死掉。)在这种危险弥漫的气氛下，许多严谨的学者都不敢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档案。
张纯如的书探寻的是为什么文化的力量能把人变成恶魔，能撕去那层使人成其为人的社会约束的表皮，同时文化的力量也能加强这种约束力。
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没有关于日本军队在中日战争中最丑恶方面的内容。与之相反，他们精心伪装，编造神话，把日本发动战争的角色转换为战争受害者的角色。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恐怖帮助这种神话去代替历史。
最近读赵衍先生的《老饕续笔》（2013/3/14），他在《科隆的遗憾》一文中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插曲，在科隆吃饭时店里的背景音乐是苏俄卫国战争时的《红莓花儿开》和《喀秋莎》等，好像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声音虽轻但也听得真切，是用手风琴演奏，有苏俄的风格。德国人是什么心态那？战争的记忆不会那么快的消逝，然而毕竟已经是历史的记忆。德国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忏悔不需要连篇累牍的文字更多的是需要一种胸怀和挚爱。
其实关于我们和日本的历史问题，我们不仅仅要反思战争本身，也无需一味的指责他人，历史事实当然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下一代的历史也是下一代一起来共同营造的，梁文道在《读者》一书中《论道歉》一文曾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我们在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要考量上文化的因素。他介绍美国精神病理学家阿宏·拉札尔（Aaron Lazare）一书指出，道歉一旦涉及国与国，就还得考量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拉札尔猜测日本很难对中国说抱歉的原因是因为日本是道歉语言最丰富的的一种语言，每一种认错方式都与致歉者和致歉对象相关，对象的身份不同说抱歉的用语也不同。这表示日本式的道歉着眼于安置关系多于感情坦白，日式的道歉会使自己处于卑下顺从的位置。
拉贝日记感想：
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国以后，连续举行报告会，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到德国警察盖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之后，他仍然暗暗地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历史记录留给后人。
一面德国纳粹旗帜下容纳着我们的同胞，救了那么多的人。这是难以忘怀的一幕。

关于日本战争片的思考：
从小看了很多的关于抗日战争的战争片，尤其像《亮剑》是最喜欢看的，后来就慢慢理解战争片里面的逻辑，里面对于民族等的建构，然而依然还是会喜欢这类题材，尤其和爸爸一起看的时候会津津有味。同时又一个问题也一直缠绕着，那就是日本的战争片是怎样的那？这几年看见一些战争片开始正面突出国民党的重要性，也越发引发了我对日本自己制作的战争片的好奇心，这两天看了一本讲日本电影史的书，里面有一小节提到这个内容，记录下来，或许有天可以从人类学方面好好深入思考下。
四方田犬彦在《日本电影100年》提到：大部分日本人无意识的认为，战争的意义不在于与威胁自己的敌人浴血奋战，而在于通过苦修更好地明确自己与共同体的归属关系。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分析战争期间的日本电影时认为，这一时期的日本电影过于强调了战争的残酷和士兵的艰辛，如果以美国人的逻辑来看，这差不多就是反战电影了。（《菊与刀》，1967）。这是非常有趣的意见。事实上，日本的电影人正是通过强调战争的悲怆美，让国民对士兵充满感激和同情，进而积极的配合国家的侵略战争政策。

《南京大屠杀》纪录片
“死人把活人打死？”日本人看见马路上死的妇女，要让活人陪她睡觉（陪死）。
看着最后一个镜像，南京一个路口车水马龙的景象，南京承载了很多，我在心中许愿，一定要去南京大屠杀博物馆去悼念那些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