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08-11

拉贝日记: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段国耻

小标题1：一次打破冷战式思维写作的尝试

个人认为影片的中文名《拉贝日记》比英文片名John Rabe（即约翰.拉贝）更加确切，因为本片讲述的是一段个人以日记的形式承载的记忆，一段被历史遗忘在角落里的关于营救的故事：1937年在侵华日军攻陷南京的时刻，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及纳粹党驻华负责人的汉堡商人约翰·拉贝，亲眼目睹了日军进入南京后惨无人道的屠杀。他不顾让他立刻回国的命令，联合了十几位外国传教士、医生、商人等共同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前后共拯救了大约25万中国平民。这段历史一直被各国官方低调处理的原因一是，拉贝是纳粹党人，他所代表的是在二战中与日本同在轴心国的同盟；二是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拉贝接受过国民政府的勋章；而他更是敢于把战争责任指向日本天皇家族。事实上，这拉贝回到德国后，被纳粹要求噤口，日记和其他档案也被封存，而纳粹时代结束后，他因纳粹党徒的身份被再度监禁，境遇凄凉，后来在冷战的逻辑下拉贝的故事是谁都不愿提起的；在今天以电影的形式重新彰显拉贝的营救故事，本身就有打破冷战式思维写作的意图。

在这样的意图之下，拉贝这个人物被塑造成一个存在复杂性、与模糊性的人物，突出地表现在影片如何展示拉贝先生的纳粹信仰问题。拉贝是纳粹党员，又是德国工业届的代表。他是当时驻南京的西门子公司的代表，这个公司除了处理电话业务，还承担着被江苏1500万人口的省份发电的工作——“这是一笔很大的生意”——在中国生活了27年的拉贝学习了中国人的务实态度。他不介意把与英国人共用的俱乐部作为纳粹党部，希特勒的画像与英国国王的画像在这里可以交替出现，来参加“党员活动”的人来这里消遣会友吃面包圈，远离喧嚣的欧洲战场。这位在1910年就来到中国的拉贝先生，对纳粹党是单纯的忠贞。在这种单纯的信仰下，他认为不能为了悬挂巨大的国旗而建造一座高塔；同样的信仰支撑下，他坚信元首希特勒会在日军屠城的时候出面干预。那么，不同信仰的人可以成为伙伴吗？拉贝显然相信是可以的，在与医生威尔森（Robert Wilson）合唱过戏弄元首的歌谣之后，拉贝表达希望与这位共度患难的反法西斯医生能成为伙伴。当然他被晦气地拒绝，因为在美国人威尔森人看来，信仰可是一道横亘在他们中间的鸿沟。甚至在说到日本进攻南京城的时候，作为盟友拉贝也表达出“希望日本人能够攻占下这座城”的愿望；然而支持日本的侵略，并不代表支持日军屠杀战俘和平民的举动。

在电影里，拉贝不仅仅是在信仰上会有“酌情考量”的情况，他对中国人的态度也流露出复杂性。他抱怨过司机张的一些不礼貌行为（不敲门就进入房间），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恶习”。他了解中国人，说“能容纳10万人的地方，就能容纳20万中国人”。在讲到西门子公司的供电能力可以覆盖整个江苏省的时候，他也不无“文明的推进者”的姿态。

是什么让拉贝义无反顾的走上了营救之路？正如片中金陵女校学生们送别拉贝的歌里所唱的那样，他是一位“Jolly good fellow”（痛快的好人），没有主义、没有政治、没有民族偏见，拉贝只是选择了作为一个简简单单的人必然会做的事情：营救生命。从在空袭时开放工厂让人避难，到送走妻子自己留下来当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为了粮食去与日本人交涉，从“百人斩”比赛的刀下赎出20个人的姓名，直到他捐出所有财产准备赴死，拿出自己的性命对日本企图清除安全区的最后抵抗。

拉贝唯一的犹豫是在于“想帮忙但是把事情办砸，还是根本就不插手？”在影片所表现的内容当中，他的英雄行为，就如被加在他身上的诅咒一样。拉贝体验到的是生杀大权在手时的负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他，不是菩萨（上帝），不能决定人的死活。为了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必须交出战俘来保全安全区其他20多万人的生命，然而交出战俘就意味着让这些人去死，拉贝就在种种挣扎中继续他营救的实名。

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人物（而且自由于冷战思维的绑架）复杂性与模糊性是难以避免的。任何关于复杂性的描写都必须谨慎，更勿论《拉贝日记》的观众中有些持有过亢的民族主义思维。然而在今天在银幕上看到这位身带纳粹党徽去保护中国人的形象时，中国人不会反感的原因是，德国对战争罪行的承认和对纳粹暴行的请算。虽然同是根据历史改变的作品，同期上映的《南京南京》却选择把人性复杂的讨论的重点放在一个日本士兵身上，既没有史料的支持，又缺乏叙事的铺垫，凭空而来的“人性复杂”失去了活性。《拉贝日记》则是更细腻与可信的刻画了一个纠结于战争残忍的日本军官：虽然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并不一定有一个日本少佐真的通知了安全区的负责人日本军队冲破安全区的计划，但是，《拉贝日记》非常有勇气地在电影中指出了日本天皇家族对南京大屠杀/战争的责任（考证不到是不是第一部），在片中清楚地指出强攻南京、和屠杀战俘的指令是由朝香宫鸠彦亲王亲自下达的，在片中，朝香宫鸠彦也暗示到一些决定是直接来自日本天皇（也就是他的侄子）。在这样的故事设定之下，讲一个年轻军官对于这一系列残酷的做法的不理解是令人信服的。

小标题2：人性论如何不沦入空洞与奢侈

一个国家的战争题材电影，比别的电影更能彰显主流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战争电影的主题基本都是在努力升华和质询一个民族如何看待某一具体冲突。《拉贝日记》虽然集合了中国的制片力量与资金，但导演加仑伯格的主要意图是再现南京安全区西方人道主义者的群像。这些人，与那场战争的参战双方，在二战中分属不同阵营，因此要使影片认可，它的态度和历史观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拉贝日记》无可厚非地得到了认可。至于在日本无法上映，与二战的遗留问题，天皇家族的战争责任没有被追究有这很大关系（参考《靖国神社》2007年在日本上映受阻的案例）。近几年的设计德国二战题材的电影中，如《再见列宁》、《窃听风暴》，直到今年的《拉贝日记》这样跳出冷战思维，以个人历史重建德国身份的影片不在少数。

对于中国观众重探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所裹挟的种种期待，是《拉贝日记》所无法弥补的遗憾，《拉贝日记》虽然在制片上是中、德合拍影片，但是电影还是以德国人的角度的讲述。

它虽然涉及到了南京大屠杀，但电影的主旨还是在讲述战争中的人性的故事，大屠杀只是作为景片。对战争和残酷的屠杀行为的质问与痛诉，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完成。所在很多中国观众把关注放在了《南京南京》上面，所以像《南京南京》这种题材的中国制片的影片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根本没有平庸的机会。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暂时还无法轻松地去“戏说”的内容，而是需要作者非常虔诚地还原历史，展示问题，还要做到所谓的“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和大家希望借古喻今的企图是相关的，时间、国族身份、政治立场造成这个判断是有局限性的。那么在这个“有局限性的语境”下，中国人讲述的关于1937年南京的故事中至少有两点在这个不能不说：第一，这是一件人道主义灾难，而且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恰当的道歉行为和态度。1937年日本军队进入了另一个国家的都城，违反《日内瓦公约》屠杀平民及战俘，六位数字的中国人死在日本军队的屠刀之下；第二——当我们讨论这个历史事件时不得不说——南京大屠杀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国耻！

所以陆川反反复复强调的“我讲述的是人性的反抗史”，避开了人在历史面前应有的是非观，把“人性”这样一个沉重的议题推向空洞与奢侈。如果所谓“反抗”指的是中国人的反抗，那作为影片的主旨有点过于荒诞，南京大屠杀之所以是国耻的原因正正就是不抵抗！当时的政府放弃了自己的国都，而且是提前知晓日军兵临城下，陆陆续续搬走了黄金白银、文物、政府和军队的重要部门。小规模的反抗确实存在，在《拉贝日记》中也呈现了士兵守城、巷战和安全区的平民守卫安全区大门的小插曲，这些作为对故事的辅佐是可信的。“他（指吴子牛，拍摄《南京 1937》（1995年）的导演）所看到的南京大屠杀史料中，没有看到中国人自发的、大规模的反抗”。如果所谓“反抗”指的是中国人的反抗，那他绕过了南京大屠杀最值得后人反思的一部分，离开了这一部分，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中国影片不具有任何进步意义，而成为空洞。如果陆川所谓“反抗”指的是日本人的反抗——不难看出陆川确有此意——不仅在片中围绕角川发出一系列“看”与“反抗”的行为，日本式的仪式在片中也多次出现，在陆川宣传《南京南京》时，他也一再提到他是如何探究日本人的国民性的。他一步跨进了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居高临下地批判日本人的创世神话与“菊与刀”的性格矛盾，这对于没有得到道歉，没有得到抚慰的中国人来说，实在太奢侈了。在陆川的手中，历史的沉重性被“人性”这个幌子变得轻松，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段国耻，而不是陆川对日本道歉的意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