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12-28

虎啸龙吟:门阀政治下的人心：权力，恐惧，黑化与社会系统大溃败（局势，体制与人心）

三国魏晋是个霸道崛起，王道衰落的时代，《三国演义》影射的是罗贯中所处的时代和观念，而《虎啸龙吟》影射的正是今天的这个时代和人心，一个被权力文化和强者文化左右的生存环境，一个个被权力和达尔文主义腐蚀和扭曲的人心。司马懿由儒家转化为一个精致功利主义者，与《甄嬛传》里甄嬛的转变是一致的，一个在权力场域中浸润甚久的人，无论男女，都会像《指环王》里戴上魔戒一样，逐渐被权力腐蚀。而掌大权的男性比女性黑化得更加惊心动魄。

如果说皇权一统体制的特点是“稳定”，它的思想基础在于儒法思想，皇权的稳定性来源于：儒家的“道统”，合法性来源于：儒家的道德，以及以法家思想为基础的官僚制，阳儒阴法，相反相成，相生相克；那门阀政治的特点就是“不稳定”，它的基础是军事与政治实力，那就意味着合法性机制失效，社会规则由效率机制决定，意味着政权的不稳定，意味着权力游戏和实力博弈，强人文化，优胜劣汰，强者为王。

汉初，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哲学，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态，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下，顺利将家庭道德伦理扩展为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组织结构的根本性原则，从而使儒家经典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所在。皇权，分封制，官僚组织，儒家道德共同构建了两汉的政治基础。

即至曹魏，世家大族崛起，皇权衰落，门阀政治实力为王，曹丕篡汉，本就因合法性而导致正大光明之气不足；司马篡魏，他接受着大魏君主的赐予的至高的封号与巨大的政治军事资源而夺其君位，忘恩负义，与儒家君臣忠义之道相悖。如果说曹丕篡汉是不流血的禅让，是对道统的破坏，此时门阀政治仍是有一定底线的；而司马家族的流血篡魏更加剧了道统与德性双重败坏的乱世趋势，颠覆了两汉以来的政治根基，又没有建立新的政治基础，在当权者行事毫无底线，不要脸，不尊重规则，不讲道德，以杀戮来维护私欲，精英们人人自危的背景下，局势由权力的游戏向更加恶化无底线的丛林法则方向发展。

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玄学具有着非常重要和独特的地位，魏晋时期儒家的政治意识形态，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逐渐由家国天下退回到家族为中心的本位上来，这造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真空。魏晋都不具有儒家“道统”所认可的合法性，如此秩序崩塌，人心离乱，人臣皆思谋取私利，都将天下大义，国家利益置之不顾，为此不惜草菅人命，将整个时代拉入战乱的黑暗漩涡。三国门阀政治造就整个权力格局非常不稳定，权力斗争极其惨烈，係死我活，剩者为王。在这种由权力架构而成的社会体系中，被牺牲的常常是弱势一方。每个处身其中，处于弱势地位，并被强势者深深猜疑的人都深怀恐惧，不仅是司马懿，还有曹丕，曹睿，这种恐惧和不安全感带来他们心态与行为的极端化，对小孩的影响尤其深。曹睿的变态，权力文化对人性的扭曲，可见一斑。

曹植，曹丕：前者情感丰富，诗文才气独霸天下，仁爱，懦弱；后者理性，杀伐果决。曹操选继承人不仅是两个阵营的斗争，但实际上正如司马懿所说，只争对错，不争输赢。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天下形势与国家利益，乱世用曹丕，治世用曹植，乱世用枭雄，治世用仁君。用这两个人讲的是局势。曹丕后来可以称帝，最关键因素在于“九品中正制”的推出，它实质上是确保了士家大族有了世袭的政治地位，这一与士族共治天下的制度理顺并保障了各门阀的利益，消除了称帝的障碍，士家大族都成了曹魏皇朝的股东，士族人心归附，这成就了曹丕称帝的基础。

杨修，司马懿：顶级的贵族出身的杨修，家族四世三公的基础上人人都在中央身居要职。地方性的贵族的司马懿家族，河内郡的地方豪强。

前者心志高，才干高，历练不足，骤登高位，进入权利游戏的漩涡，成为众矢之的，有能力看清形势，却没有足够的修养和历炼来管理好自己，缺乏足够的定力，很容易过早夭折。用这两个人讲的是局势与修炼。（第一季快忘了，回顾一下，这周末再补）

曹丕，曹睿：但“九品中正制”从一开始也为门阀势力的兴盛埋下了势力割据的祸根。对外，曹丕，曹睿像东吴一样需要平衡各方势力来确保自己皇位稳固。

在家庭内部，他们同样不被父亲喜爱，同样一直生活在权力斗争弱势地位者的恐惧之中，他们大多数时候只是朝堂各种门阀势力博弈的棋子。

同样缺爱和精通权术，同样中年早夭。一个健康有爱的家庭对人的心理，寿命影响深远，可惜在权力纷争中，爱总是稀薄的，恐惧才是永恒的，即使登上权力巅峰，依旧会被缺爱的心理阴影束缚。渴望母爱的曹睿，既可怜又可憎。用这两个人讲的是权力的阴影。

曹爽：一个位高权重，背负巨大家族政治资源的官二代，他讲情义，有忠诚的追随者，有忠心的爱人，但缺乏成大事的素质。他骤登高位，权力欲望不断膨胀，没有能力看清形势，没有抛家舍命的勇气，却有谋权篡位的巨大野心，他的膨胀使他失掉了朝堂上门阀士族的人心，也失掉了皇权代表之一郭太后的支持，他缺乏平衡皇权与门阀势力的能力，最后被夷三族，大臣们除了当初游说的太尉再无一人反对。

他的失势使曹氏宗族在朝堂势力衰弱，为司马懿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曹魏至此开始丧失了其皇权的存在基础，造就了其后“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力格局。
其实他最终想要的只是有爱人和孩子的家庭生活，只是形势，所处的权力地位与不断膨胀的欲望把他推向另一条道路，如果生活在普通人家也许正得尝所愿。
人这辈子最难克制的是欲望，欲望能成就人也能毁灭人；而权力向来是双刃剑，掌握不好就既伤人又伤已。用这个人讲的是欲望与能力。

曹操，司马懿：两人都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军事家，政治家，枭雄，大局观好，利害关系把握得当，深谙权谋之道。精深的政治军事实践修养，足够的定力和坚持。他们在乱世中行“霸道”，以杀伐来震慑人心，本质上都是因为恐惧，因为不安全感，而恐惧来源于形势与环境。
用这两个人讲的是政局，权力的膨胀与克制，他们是局势与自身欲望造就的权臣。
这两者最终都只谋权没篡位，讲的是人性的灰度，非善非恶，复杂的人性。

本质上司马懿认可的是曹操的名法之道，第一季开局与杨修的一场大辩论，实质正是奠定他早期思想基础的儒法思想的第一次正面表现。司马懿辩胜杨修在历史价值层面意味着东汉儒家世族，向魏晋儒法世族的转变，杨修用东汉大儒郑玄之言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凸显东汉大世族的儒家文化属性，而司马懿驳斥郑玄的观点，待以曹操所秉持的名法观念，反映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到第一季结束，司马懿的思想仍可表述为儒法观：国家之利害，朝野之形势。国家的利益与稳定处于第一优先序列，对国家的责任处于第一优先序列，个人的私利是上不了台面的，这一点被整个皇权官僚体系所认同，这是对权力与私利的底线制约，成为整个权力游戏中的底线规则，所有违背此信念的人会被整个体系所不认同。至此，整个门阀政治下的权力游戏仍然是有底线的。
欧美政治游戏的底线是法律与三权分立的相互制约，而中国是整个士大夫阶层认可的“儒家道统”与道德，是声誉机制，是道德，是千秋万代的历史评价，还有法治，掌权者不能任性胡为，否则，代价也是很大的。

传统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是权力机制+共享的道德价值观念+声誉机制/合法性机制。它制约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协调合作，诱发社会性行为。
利维坦困境不仅在于权力制衡，还在于道德良知，两者对立统一。

司马懿的第二次思想刻画典型体现在“空城计”，空城计后他成为实用主义者；"依依东望"望的是家族利益，望的是朝野之形势，望的是自家之利益，至此他摆脱了儒家的天下观与“道统”。没有了“道统”的合法性约束，又缺乏与曹丕那样的感情基础，他与曹睿的关系将由效率机制与权力机制决定，直接进入赤裸裸的权力博弈，两个人都互相防范，都如履薄冰，毫无人性可言。
这一时期，曹睿的皇权基础在于曹室宗族的军事支持，在于门阀士族之间权力的平衡，司马懿的权力基础与生存来自于外部威胁以及其政治军事能力与资源。这点跟家族企业内提拔的CE0是相似的，CE0的存在价值来源于其创造的效益，既要对抗创业者的嫡系势力，又要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与资源条件下上下协调并创造效益，夹缝中求生存与发展。
后期曹睿死后，曹爽能力不支，曹家势力没落，走入权力中心，没任何权力制约的司马懿，膨胀野心放任欲望，成独裁者，前期所有权力平衡与压制所产生的恐惧，压抑转化为权力欲望膨胀，转化为因恐惧而心理变态，草菅人命。
最后几集人性的恶全部展现，一个比一个狠毒，让人毛骨悚然。走到这个地步，他不仅不再顾及天下，不再顾及自己的身后声名，作为实用主义者他只顾及自己家族的利益与命运，为此他不惜把政敌夷三族来保全家人。
他逐渐由家国天下退回到家族为中心的本位上来。至全集结束，他都是个热爱家人，甚至老仆，还有那只从年轻时开始养的乌龟“心猿意马”的家族主义者，还没堕落到伤害家人的地步上去。

司马懿从早期儒家到曹睿时期法家，变为实用投机主义者，与儒家知识份子的理想人格背道而驰，是走出儒家秩序的野心家、破坏礼法的异教徒。从司马懿的观念转变，表现的是一个逐步礼崩乐坏，剩者为王的时代，表现的是在乱世中儒家王道（道德）逐渐没落，霸道逐步为王，群雄争霸的时代，反映的是一个门阀大世族轮流坐庄，底线失守，丛林法则横行的乱世。
反过来说，正是时势的转变促成了司马懿的思想和行为的转变，而作为主政者的司马懿的行为又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这是一个环境不断的影响人格的过程，这是一个权力和乱世生存引发人性黑暗面的过程。这是一个时势与人心相互影响，逐步恶化的过程。

在权力与生存面前，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爱情，友情，亲情，抱负，理想，善良，信仰，道德底线，忠义，信诺，全都没了，没了，只剩下强权，生死博杀和暴力威慑……

只是即使身处高位，伤害也不可能只是单向的，当他向别人举起屠刀，反向的伤害也会袭向他自己和家人，两个老婆都在这种博弈中丧命。
随着局势的恶化，司马懿的黑化，他的几个儿子们从他身上习得了这些黑暗面，家族内的猜忌和内斗逐渐形成，最后众叛亲离，离心离德。

诸葛亮，荀彧：儒家知识分子的典范，儒家思想的殉道者，是区别于曹操，司马懿现实主义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他们高举王道之旗，为了政治理想鞠躬尽瘁，却被时代抛弃。乱世出枭雄，但治世却需要诸葛亮，荀彧这样贤能之人。他俩是乱世里的两股清流，无奈时势弄人。用这两个人讲的是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更主要是指“儒家政治”的理想状态，明君贤臣，君臣一体一心。

想司马懿入世初也曾如诸葛亮一样，曾一身锐气大义凛然地说，“我一个学子最大的抱负，就是找到一个君王，臣之，辅之。也许，我还能和他一起结束这乱世。”他曾把辅君主、平乱世作为最高理想和信念。
人到中年经历诸般磨难，他还不忘教导学生仲会：“这世间有诸多痛楚，诸多不公，只有咬着牙，忍常人所不能忍，才能为常人所不能为。”

想起了诸葛丞相下线后司马懿对丞相的叹息与评价：“这水清清白白，淡泊宁静，是你一生写照，我与你为敌六载，却视你为知音，孔明，让我尊你一声，先生……”

他也曾满怀理想，他也曾与理想主义者相知相惜，但他只能为了生存隐忍苟活，环境还是把他改造了，理想远去，现世存活才是最重要的。作为现实主义者，如果生活在政治统一的治世，没有这么残酷的权力纷争，司马懿也有很大概率成为像诸葛亮一样的贤臣。

司马懿，诸葛亮：他们是中国人对政治人物进行道德评价的两极，一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忠臣贤相的楷模；一个是老谋深算，几起几落，终成乱臣贼子的样本。
这两位都相当于现代企业的CE0，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几代人在企业内深耕很多年，通过姻亲，师徒等关系在企业内搭建了一个枝繁叶茂，盘根错节的巨大人脉关系网（来源于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而且随着司马懿的权力增长，而曹氏经过二代内斗，人才消减，缺乏能扛起曹魏政权责任的强势人物。朝堂势力的消涨，使司马懿代表的势力开始引起曹魏政权的猜忌与打压。而权力失衡仅靠道德与感情维持的时间终究是有限的。

而诸葛亮相当于刘关张集团外聘的CE0，在企业内部缺乏强大的自己的势力，其权力基础来源于刘家皇权的支持和他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军事才能。从刘备到刘禅确实给了诸葛亮足够的信任与支持，而诸葛亮也从来没有辜负过这种信任。从诸葛亮到刘氏皇权都严格遵循儒家的“道德”，这种遵循不是喊口号，而是落实到所有的行为里。

用这两个人，讲的是局势，体制与人心。
“曹魏起于寒庶，与豪强争，杀名士以立威，举功能以正名。至于立国，则不得不赖于豪族。虽彼此有倾削，而难免于趋同”（来源于田余庆的《秦汉魏晋史探微》）。曹魏政权，根基是从汉末继承过来的门阀政治。

孙坚起于江东，而客死中原。孙策回顾江东，而大兴杀戮。孙权调和淮泗与江东，终归于江东士族，陆逊顾雍，即其标志也。然豪族之骄奢淫逸于国为害，其代价不可谓不深，故孙吴政权与魏晋近。曹魏，东吴政权都跟蒋介石政权类似。

“宾主间隙，新旧不合，掣肘蜀汉，史记显明。调和混一，武侯之绩。其北伐也，以攻为守，诸史家示之。而其里也，实为以战事为秩序，以匡鼎为号召，方得使两方相安也。若是，则要摒除旧势，扶持新人。先主托孤，诸葛李严，共受辅命，而言与自代者云云，是谓扬新抑旧，防患于未然也。诸葛诱杀孟达亦为是故。（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诸葛亮《与兄瑾论白帝兵书》辩误、蜀史四题）”。故蜀汉刘备政权，根基是皇权一统制，政权根基来源于寒族和百姓（新），蜀地士族（旧）的支持，他们认可的是刘氏皇权，士族势力很难一家独大，跟mao政权类似。而且随着李严被废，新旧势力更加统一。
曹睿的托孤安排，结构上是世族军功大家和宗室的平衡。刘备的托孤安排也是势力之间的平衡安排，但它是益州的两股新旧势力之间的平衡，并且明确了皇权所代表的势力的首要地位。

《虎啸龙呤》很多情节体现出诸葛亮的权臣色彩。尤其是李严在后方捣鬼，回到成都的诸葛亮上殿问罪，直接让魏延带兵上殿抓走李严。并且，诸葛亮还要求后主把李严进献的后妃李氏赶走，痛苦的后主下跪抱着相父的大腿苦苦哀求，但相父无动于衷。

剧中的诸葛亮“权相”形象严重违背史实。诸葛武侯之所以为后世推崇，其中一点就是遵礼并法度严明，诸葛亮处置人从来都是经过刘禅，虽为相父却从未失君臣之礼。

史书上处理李严这一段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而不是像《虎啸龙吟》里的“权相”独裁式的处理方式。对李严的处理，是重臣们联合上奏的结果。大政治家可以主导事情，但也尊重制度程序，不是像电视剧里诸葛亮像皇帝一样乾纲独断。
对李严之子也是妥善安排，继续重用。李严毕竟是一派政治势力的代表，诸葛亮的处理既维护了皇权礼制和法度权威，同时又把事件对政治大局的冲击降到了最低程度。

诸葛亮依法治蜀，自身清廉自守，接班上没有父死子继，所以死后也没有遭到清算。这样职业化的经理人（CE0）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跟万科的王石颇为相似。

前一种结构里蒋常常防军阀势力夺权，而后一种结构里CE0只是宰辅，军师，试问郭嘉有能力夺曹操的权吗?即至诸葛亮在刘备死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前朝所形成的体制也非一二代之功所能改变，而诸葛亮已经老矣，而自己家族势力也很有限。这就是体制，权力格局对人心的影响。

司马懿，纵然他想当诸葛亮一样的贤相，但一是没有诸葛亮那样充分的合法性（后世的贤相张居正就败在了合法性上），二是处于和宗亲力量的你死我活的绞杀之中，走向“乱臣贼子”的结局几乎是必然的。

至于他成功发动政变之后，坚辞不受“拜丞相、加九锡”的待遇，只不过稍微保留自己的一点清名罢了。

门阀政治因其不稳定很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职业经理人制度，因为关系，人情，信任很难复制，而一统体制则不然。唐及以前的权臣“司马懿”很多，因氏族和军阀而倒台的王朝很多；而宋以后就很少了，即使如张居正那样的权臣，都因为名不正言不顺而死后被清算，到后来汉人宁愿拥立外族建立政权，也不愿背负“道统”的谴责，而且编户齐民之下王权之下的势力都被削平了。

所谓“司马懿”这种阴谋家，篡位者层出不穷的背后，实质是制度上一直没有打开死结。
门阀政治下，圣人已死……纯洁人性已死，所有高尚善良纯洁人性消逝，政治理想随着荀彧，诸葛亮死亡而消散。

不同的体制，对应不同的组织文化，曹魏门阀政治行名法之道塑造了“狼性文化”，而蜀汉大一统政治行儒法之道因而君臣一体；在不同的体制里，人的选择与行为绝然不同。
为什么门阀政治下易产生“狼性文化”?

在霍布斯的《利维坦》里，必须要有一个权力中心，才能协调均衡各方势力，不然“人对人就是狼”和“零和博弈”。在《风起长林》以前这个权力协调中心是老皇帝，后来老皇帝死了，小皇帝权威不够，内斗必然发生，并走向不可预知的糟糕后果。而《虎啸龙呤》里自从曹家衰弱，这种势力平衡就已经被打破，缺乏权力中心的结果就是“零和博弈”，要打破“零和博弈”要么弄个新的权力中心，要么把“零和博弈”转化为“共和博弈”，即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比如与蜀汉作战，要么像欧美发展出契约精神，这个不是儒家道德所能解决的问题。
制度与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但有一点非常清楚：任何制度，都要靠人来制定，也要靠人来执行。人有善恶，制度随之也就有了善恶。社会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向哪个方向诱导。

因为魏晋以后的唐宋明清政治体制以皇权一统制为主，忠诚于这种体制的诸葛亮自然被统治者“神化”，树立为臣子们的榜样，以服务于体制内统一观念和行为之需要；而“背叛”这种体制的曹操，司马懿自然被“污名化”为乱臣贼子。如果是“门阀制”能发展成欧美的“联邦制”，可能曹操，司马懿也会成为“英雄”，而不是枭雄。

但“联邦制”的代价是欧洲几千年里相当多的动乱与黑暗时代，才蕴育出法与契约精神，从而实现既竞争又合作的和谐共生；而一统体制的中国🇨🇳绝大部分时间是统一，稳定与和平的，老百姓也能在统一稳定的政体下安居乐业，繁荣经济。这种对庞大帝国的管理与组织能力造就了古代中国文明的璀璨。

但一统体制的弊端在于文化与思想的单一及其主要服务于“稳定”，所有与“稳定”相冲突的思想，权势，经济力量都被排斥，这影响了其体制的内在活力，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乱”。而多种力量互相斗争，互相制衡的体制里，边缘化的新生有生思想与力量存在了从夹缝中生长，强大的可能，实现了像生态界一样多样化共生的可能，而不只是“胜者为王”的单一体制。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文化史上最奇特最富于创造的时代；既发生了令无数生灵涂炭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也出现了风流鼎盛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这一时期士族兴起，名士群星璀璨，他们反抗礼教，放达不羁，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他们引发了一次新的百家争鸣，由此带来了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科学的大发展，在中华文明史上开启了人的个体意识觉醒的新时代。

张春华与柏灵荺

张春华，柏灵筠等女性：同样是妻子，母亲，柏灵筠在作为丈夫的心灵伴侣，儿子的精神导师，无疑更称职。这个女子心志果决，目标明确，敢于追求所爱，对形势判断精准，她与司马懿，是人格和智慧的平等；他与张春华，是对人格的欣赏和敬重，是家庭生活上的依赖。张春华更主要是生活伴侣，丈夫与儿子生活上的照料者，家族利益的维护者，传统的贤妻良母。她俩与司马懿的关系更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
在《军师联盟》里，生活戏不再是古人的生活戏，而成了现代生活戏，夫妻感情不是古人的感情世界，是现代家庭的两种夫妻关系：心灵伴侣与生活伴侣。用这两个人讲的是夫妻关系。

这部剧里看不到对女性的物化，矮化，丑化乃至黑化，从甄苾，郭照，张春华，柏灵荺，夏侯徽，甚至是婢女小沅，她们要么持戈策马，敢做敢当，有情有义；要么敢爱敢恨，逐我所爱，并坦然赴死；她们忠于情义，忠于家庭，宜室宜家，她们是真，善，美，爱的化身。魏晋时期的士族妇女有受教育的传统，精神，个性与自我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展现出思想与精神上各具形态，生机勃勃的一面，同时她们也代表了儒家对女人👩要求的德行。

但在这样一个乱世，真，善，美，爱的生存空间总是稀缺的，她们也是这个体系的牺牲品。相对于这部剧对体制充满破坏欲的男人们，女人们全都在体制里面安分守已，严苛遵循传统道德。我们的体系是如何把这些女人塑造体制要求的角色，而没有多少自我意识的完美牺牲品的?儒家的德行走到极致，要“存天理，灭人欲”，要求“无我”，即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利益，只有家国天下，在心理学上是超我人格。道德走到极致，就成了“吃人”的礼教，它吃掉了张春华，吃掉了甄苾。如果说郭照与夏侯徽是曹魏皇权与司马懿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张春华是道德的牺牲品，那甄苾就是权力与道德的双重牺牲品。
这里面只有柏灵荺是比较有自我意识的一位，对自已，他人和局势看得明白，透彻，正因为透彻，才很绝望。

司马师，司马昭与司马伦等家人：编剧通过刻画他的父亲，两个媳妇和三个儿子，来表现司马懿人格的复杂多面。通过他的父亲司马防和兄弟司马孚来展现他早期接受的儒家家天下的观念；通过张春华来展示他的家族主义，作为大家长对家人的保护与教养；通过柏灵荺来展示他对局势的精准判断和谋略见长，也通过两人的差异来展示他们的底线不同；通过长子司马师来展现他正统、稳重、忠诚，谨慎，担当；通过司马昭来展示他的权谋，野心，权变和无底线；通过司马伦来展现阴谋与城府，借刀杀人，载张陷害。人往往在两个相反的部分来回挣扎，理想主义者往往偏执于一端，而现实主义则根据实际景况进行权变。我们都能通过亲密关系照见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尤其是孩子基本上是父母某部分的复印件，人性的复杂性就立起来了。用这三个人以戏剧化的手法展现渐趋恶化的局势与人性的复杂。

司马懿，柏灵荺：追求绝对权力的本身必定会使追求者被权力绝对的腐化。可是只有追求最高权力，才能苟全性命于乱世，才有可能保全自己，保全家人。在乱世里，在生死存亡之间，只能面对两难。所以对于司马懿的选择，柏灵荺大多数时候都是支持的。

但当大权在手，这两人就出现了根本性的价值观分歧。被长期的恐惧所扭曲的司马懿心理比曹睿更加变态，唯有靠以暴止暴，残忍杀戮才能降低恐惧，他变成了比曹操更冷血残暴，更无底线的人。
而柏灵荺认为当权者应该道德标准更高才有益于社会的稳定，上行下效，当权者的杀戮和无底线会恶化整个社会的形势。只是在权力博弈中的司马懿已经偏离太远，再也回不到政治初心上去了。
在风险与冲突重重，人人难以自保的今天，如果无力劝人行善，只有劝人止暴。规劝无效，柏灵荺心死，身灭。
当权力缺乏制约，当权者自身又无足够的道德修养加执，后果是灾难性的。用这两个人讲的是当权者的修养与底线，权力的制约。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两人价值观与人生目标不同，司马懿行名法之道所求是家族势力的存亡以及壮大，为此可以不择手段，毫无底线；而柏灵荺是个儒法兼行，有底线的天下主义者。
在价值观上，司马懿选择了马基雅维利，而柏灵荺选择了所罗门。
那么我们在价值观上，应该选择马基雅维利还是所罗门？

从博弈论角度看，马基雅维利式不择手段的生存哲学也确实未必是最佳的策略选择。一个人如何对别人，最终会以同种方式反馈到自己身上；一个人如何对待别人，身边的孩子也会有样学样。

一切的逻辑和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最终也会走向一个必然的结局。

这不是因果报应，而是它的经营逻辑就决定了自己所在的生态环境（组织文化）：花园、草原、沙漠还是丛林。

而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存逻辑，基于他自己本来对世界的认知：他相信其他人都是骗子，他就必须学会欺骗；他相信公正，他也就会奉行公正；他相信其他人是狼，自己也会变成狼……

至于这个世界本来是什么样，我认为：什么样都有，你选择进入哪个圈，它就是哪个样。

如果我们像司马懿一样无法选择环境，也要像柏灵荺一样要尽量保持底线，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孩子。
商业生态中的关系也遵循同样的规则。我见过无数靠欺骗起家的商人，最终也因被欺骗而失败；靠巧取豪夺的，最后也被更大的势力夺走……一切的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最终也会遵循自己选择的逻辑走向必然的结局。
企业的经营逻辑，绝不会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或达到一定阶段以后转型——它是写在DNA里面的东西。这不是因果报应，而是最初的选择就决定了自己所在的生态环境：花园、草原、沙漠还是丛林。
企业经营中的挑战，有时并不是来自挫折、压力和焦虑，而恰恰来自诱惑，其中就包括违背自己价值观取得利益的诱惑。对客户如此，内部管理也是如此。

我明白可以如何忽悠客户，但是我仍然坚持为客户提供价值；我也熟知成功学那一套，但我仍然坚持与团队共享智慧而不是洗脑。我也相信这样的坚持能得到理解和回报，不仅是因为我对人性有信心，而是这是人类社会的规律。

我们活在圣人已死的世界………纯洁人性已死，所有善良纯洁人性消逝，不只是那些女人，初心和政治理想。

三国魏晋是个霸道崛起，王道衰落的时代，无论是政治还是家庭生活，影射的正是今天的这个时代。剧中是一个个在权力场域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存艰难，生命随时被威胁，被权力扭曲和压抑的灵魂，家是最后的避风塘。

但在权力的作用之下，家亦不成家，不仅皇家的曹丕，曹睿先后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司马家同样不可幸免，司马师，司马昭，司马伦之争同样不可避免，司马昭杀嫂并嫁祸司马师，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猜疑，反叛父亲司马懿等等，均反应魏晋时期政治凶险，人心险恶。
权力所及之处，家文化亦危如累卵。 “家天下”是历史剧永恒的主题，只是这次是完全颠覆传统的，家不成家，天下不成天下，道德失守后，权力之争最终演化为大规模政治杀戮，直至兄弟阋墙，父子相争，夫妻反目，离心离德，众叛亲离。
这，才是礼崩乐坏的开始。
这是一个门阀政治体制处于末世快速衰败的过程，一个道统与德性被抛弃之后社会权力化，丛林化的过程。
体制内互斗，体制外尸横遍野，十室九空，国家权力系统崩溃；

家庭的式微幻灭，人心与道德底线崩溃；

社会结构功能系统全线崩塌，覆巢之下无完卵。

比圣人已死更糟的是社会系统大溃败，

溃败，是《虎啸龙吟》一直暗含的主题。

最初是这个国家权力系统的崩溃，而现在，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和人心也开始溃散，甚至整个维持底线的道德系统也开始溃散。

这个隐喻是极有力量的，微观层面的溃败比宏大叙事的溃败要深刻得多。

最初，人心的黑化是在权力压迫下，恐惧渗透之下产生的自然反应，但权力仍然不会就此罢休。某种程度上说，不受约束的权力像癌细胞，它会主动进攻，不断裂变壮大，不知餍足。

当权力是无恶不作、无所不能的利维坦时，溃败不可避免，你无论怎么做都是悲剧。

那么，

如何防止人性里的阴暗面被放大并吞噬他人的利益呢？
如何防止权力集团小团体利益凌驾于集体和民众之上呢?

如何防止权力的利维坦变为掠夺，暴力呢?

传统上我们依靠熟人社会形成的文化道德系统，并由科举选出的精英维持这一系统；现代政治体制则依靠check and balance（监管和平衡）。

这剧表面是讲历史，其实一直在争取跟现实中的我们发生共鸣。剧中的司马懿，是曹魏集团的CE0，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同样生活在现代企业的官僚组织中，既无法改变自身所处处境和组织的权力结构，又要在各种权力与利益的夹缝中生存下来，还要做出成绩，哪天不是跟司马懿一样面对同样的权力斗争，哪天不是委屈求全，如履薄冰，为脱困绞尽脑汁？
这也是为什么《甄嬛传》《军师联盟》这类剧会大火🔥的原因。甄嬛和司马懿的黑化和崛起顺了我们的梦想，因为我们往往陷身其中，不得解脱，但在影视剧的梦想中我们不仅凭智慧和委屈求全次次脱困，我们还造了这个操蛋的世界的反，不仅如此，我们还君临天下了😂，这比《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还强大了😄😄😄

这部剧为历史剧开拓了新的创作思路，是一次大胆创新。不仅主角是个典型的“反英雄”角色，塑造的形象也能引发现实中的我们共鸣，他不再是像诸葛亮那样远强过普通人的智慧神，也不是曹操那样强势的枭雄，而是一个在现实中像我们凡人一样挣扎的普通人，他像我们一样谨小慎微，在一个巨大的体制里挣扎求得生存与发展。

我们在外面挣扎完了以为回家还有家庭这个避风港，但家只是外部世界的一个延伸。哈贝马斯理论说，现代社会分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系统世界是一个以市场和权力为轴心的世界，生活世界是非功利的、人与人情感自由交流的世界。而目前我们时代里的混淆，是系统对生活的无孔不入，让人疲累。

这部剧影射的是今日社会丛林化的市场竞争体系和权力体系是如何在人性的堕落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导致了类似故事在今日社会中的一再重演。
司马懿还有两个贴心的，全心全意为他打算的老婆，我们有什么呢？大多数现代人都像司马懿一样生活在焦虑与恐惧中，尽管如此，还不得不在恐惧中一步步往上爬。

很喜欢春秋战国与三国题材，因为同现代社会一样都处于一个深度变革的大争之世，旧体制已破，新秩序的远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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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史剧越来越多的家庭戏成份? 因为正如泰勒所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世俗时代，一个大众化时代，一个去精英化的时代。这意味着影视剧叙事视角的不断个人化、思想格局的不断大众化。历史剧也会跟上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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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集文艺化的处理方式比《甄嬛传》结尾高明很多，但我觉得开放式结尾更好，只讲人性的文艺化方式未免格局小了点，它不仅仅只讲人性，主创人员只谈人性而回避体制，是避重就轻。但是目前的影视体制要过审，只能把着眼点落在“人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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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么多人以黑白论司马懿?

因为中国是个有一千多年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度，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这导致了全社会的泛道德主义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大众容易用简单的好人和坏人来评价人。从“道”和“德”的视角来看，司马懿无疑是个坏人，但从人性与制度环境的视角看，他是个灰度人物，不是简单的好坏善恶能衡量清楚的。只有超越道德的视角去看，才有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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