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4-03

大秦帝国之裂变:商鞅献祭

假期看了《大秦帝国-裂变》，感觉做了一套酣畅淋漓的精神体操。历史原是基于事实资料的二次加工，所以有理由相信，基于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与真实的历史必然有不少出入。作为一个观众，苏醒更在意的是从别人讲述的故事里体悟人生。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部剧是原著作者（兼编剧）、导演对商鞅变法这段历史以及对相关人物、尤其是商君本人的一种解读。从剧中所塑造的商君形象，不难感受到这部剧的主创人员对商鞅的认可与尊崇，为此，剧中还特意安排了白雪与荧玉两个巾帼红颜以慰君心。

苏醒在看剧过程中，也几度为剧情铺排的宏大而感慨、为剧中精彩的辩论而直呼过瘾、为商君注定的悲情命运而几度落泪。在此，苏醒无意就剧情进行叙述，也不想对史实进行考据，只想将自己从这部作品中收获的一点感悟与各位分享。
从本剧展现“商鞅变法”的视角中，苏醒感受最深刻的一点便是：自我成全——为理想的献身。
1.孝公的理想：强秦
嬴渠梁的出身决定了他必须背负的责任，而他对自身使命的深刻认同也让他主动扛起了强秦的大旗，所以“强秦”是嬴渠梁毕生所求，是他的理想，为此不惜一切代价，自己甘心成为“变法中的一枚棋子”。
2.卫鞅的理想：践行变法理论

当时的卫鞅不过是一个怀才不遇的白衣书生，在魏国丞相门下担任中庶子，人微言轻，虽有奇策也不被采纳。即便有丞相公叔痤死前极力推荐，然始终未入魏王法眼。后被庞涓、公子昂所关注，可惜这两位都是嫉贤妒能之辈，于是卫鞅出走魏国，游历天下、寻访明君，并最终他遇到了秦孝公嬴渠梁。

卫鞅的理想，是一展毕生所学，实践自己的变法理论。当此之时，秦国的危亡与秦君的开明坚毅是他的天时；秦国偏居西方，远离山东六国的诸强纷争，这是他的地利；老秦人性格中的血性、粗野与变法的酷烈相符，这是他的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对身怀大才的卫鞅而言，这注定是属于他的时代。
3.孝公与卫鞅：永不相负

历史的精彩之处往往在于一些“巧合”发生得恰到好处，从而释放出最绚烂的光芒，纵是昙花一现，也足以点亮时间的漫漫长河，影响深远。
于是，嬴渠梁遇到了卫鞅。
二人的相遇，究竟谁更幸运？我们常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这个角度讲，作为“千里马”的卫鞅似乎更幸运一些。但苏醒认为，嬴渠梁和卫鞅两者既非常人，便不可以常理推断。他们的相遇相知，是彼此的毕生大幸。
明君良相的完美组合可谓无敌，于是变法过程中一次次的危机与挑战、关键十字路口的选择与坚持，全可看做对嬴渠梁、卫鞅二人心智坚毅程度的考验以及对他们变法原理的实践检验。
4.嬴虔：选择派是最大变数
这里，苏醒想特别提一下公子虔、也就是嬴渠梁的大哥嬴虔这个人。

时至今日，大家都早已明白，所谓的“变法”或“改革”本质上都要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原有生产关系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打破原有利益格局，重建“秩序”或者说“生产关系”，以焕发社会的活力，进入下一轮的发展。这既是一种无奈的轮回，也是“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存在、为保证生命力而必要的新陈代谢。
“变法”的最大阻力便来自既得利益者。其实，如果抛开道德的批判，他们的选择倒也是人之常情。易地而处，一般人都无法接受被剥夺已有利益、让自己成为“被革命”的对象。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如果能够在身处顺境时做到主动的自我变革，无论结果如何都堪称伟大，而且一般而言，时间不会辜负他们的勇气和选择。
剧中变法的最大阻力，表面来讲是以甘龙、杜挚为首的老士族势力，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从变法伊始，便立场坚定地举起了捍卫本阶层利益的大旗。但全剧观完，回想其中情节时，苏醒却发现，变法最大的危机所在似乎是以嬴虔为代表的另一个群体。
如果说变法派作为正方力量以“民心”为武装，老士族作为反方力量靠雄厚的根基来抗衡，那像嬴虔一样，有见地、有胆魄、有实力、最初坚定护法而后又冷眼沉默的群体又代表了什么？他们的选择将如何影响历史的走向？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选择”？
变法派与反对派在开局伊始变一目了然，与其说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不如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忠于自己。成年后的我们都明白，当眼前的选项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中有明显的好坏优劣之分时，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出决定，这其实不是真正的“选择”。
所谓选择，必然二者有旗鼓相当的地方，选了A，却无法割舍B的诱惑，选了B又难免在心中忍受放弃A的煎熬，真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难以取舍。有的人任其拖延，不做决断；有的人初下决心，过后却又反悔，再次陷入反复纠结；只有少数人在彷徨纠结中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并最终下定决心、落子无悔。所以，与其说“选择”，也许用“抉择”这个词表达更贴切一些。
嬴虔是哪一种？最初，他似乎是一个坚定的变法派。他的出身、他对局势的洞察帮他做出了选择，为了强秦，他甘心放权、退居二线，这对于一个常年身处高位的人而言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可惜的是，嬴虔看明白了秦国的未来，却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内心最深处。
还是那句话，容易做出的选择不叫选择。对嬴虔而言，放权虽不易，但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因为强秦也是他的心愿所在。虽然割舍了自己的部分利益，但是为了更深远的“大局”，“两利相权取其重”，有了比较，便不再困难。及至自己被处“劓刑”，面临邦国大业与刑辱私恨的天人交战，他才终于陷入了两难境地。
能够轻易选择，是因为割舍的还不够痛。
嬴虔该如何抉择？报仇，秦国大业必毁；不报，内心饱受仇恨煎熬。公义与私恨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人而言，是否真的有轻重之分？成全一个人与成全一群人哪一个选择更高尚？没有人有资格做出评判。
嬴虔在两难中煎熬，在暗夜中跋涉，他无法做出决断。及至嬴渠梁身死，嬴驷即位，嬴虔向嬴驷道出“栋梁拆”，又用一番道理告诉他于公于私商鞅必死。与其说嬴虔作出了报仇的选择、等到了报仇的时机，不如说是时间帮助他作出了选择、时间让曾经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如果是嬴虔自己选的，为什么嬴渠梁在位时不杀卫鞅？又为何苦苦研究“栋梁拆”？无非“强秦”和“报仇”是他心中天平的两边，无法抉择。嬴渠梁身死，为何卫鞅可杀？因为他看明白了两点：
其一，此时变法已深入人心，哪怕抽去栋梁，那些弱一些的枝枝叉叉也能互为支撑，卫鞅死了，秦国却不改强大之势，而且不系于一人、一时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其二，一朝天子一朝臣，从嬴驷少时所为可见此人的胸襟是不能和他的父亲同日而语的，这样一个君主如何能容得下一个“功高盖主”的臣子？此时留着商鞅造成日后罅隙不如让他退出舞台来得有利。
至于他对嬴驷说的那番道理，所谓“于公”，必须用商鞅的血来弥合变法对社会的割裂，初听起来似乎铿锵有力，但其实并非如此。假如嬴渠梁尚存而商鞅先死，那秦国社会的割裂就无法弥合了？假如嬴驷有容人之量，秦国社会矛盾的解决也只是时日问题。弥合割裂的根本所在，是秦国的强盛、时间的冲刷，只要符合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一时的问题不过是又一重考验而已。用时间换空间，商鞅并非必死不可。嬴虔所谓的“于公于私”，不过是煽动嬴驷私心的同时又为彼此的良心不安找个安慰而已。
所以，对于变法而言，除了别无选择的正反两派，以嬴虔为代表的“选择派”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他们的最终立场将对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本剧中，历史展现了它悲悯的一面，它用时间给了秦国一线生机，而嬴虔最终用商鞅的血熄灭了内心的复仇火焰。
5.商鞅献祭：虽死犹生
最后，本文题为“商鞅献祭”，是时候说说商君了。
与秦国王族出身赋予秦孝公嬴渠梁“强秦”的天然使命所不同的是，商鞅是自主选择“变法”作为一展毕生所学的途径、而秦国是一个最好的试验场。如果说秦孝公变法护法是为国为家，那么商鞅所有的牺牲则可算是为理想、为自己，是最深刻的自我成全。

商鞅一再强调“要法治、不要人治”，“人治”靠老天爷赏饭吃，“法治”可传千秋万代。可是，有一点他没有说的是，在当时当世，法，是谁定的法？毫无疑问，是商君定的法！一个人的理想与才具成为一个社会统治千百年的制度基础，甚至直到今天，废除分封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变法措施依然对我们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仍是一些重要制度的根基，商君真正诠释了“虽死犹生”的真谛。

也许在老秦人看来，他的无私为公让人钦佩、他割妻弃子的牺牲让人感动、他慨然赴死的结局让人悲痛，但对商鞅自己而言，短短一生中他得到了最好的天时地利人和，最大心愿已然完成，“秦国”这个实践产品按照他规划的蓝图已经成型，哪怕是他的死，也是为了让这个倾注了自己一生心血的产品继续壮大，可谓死得其所，所以他可以对嬴驷说“生前身后，了无一事”。

行刑台上，商君了无牵挂，可谓潇洒。在苏醒眼中，行邢台更像一个祭台，商君用自己的生命为毕其一生打造的得意作品献上了最后一祭，将灵魂从肉体中抽离，注入亲手建立的“法治”体系，与其合为一体，真正千秋万代、虽死犹生。

商君的最后一祭，是毕生理想的升华，也是最深刻的自我成全。或许于他而言，这就是最大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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