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6-06-27

长恨歌:成了程先生之恨

看过关锦鹏执导的《红玫瑰白玫瑰》，虽说老上海味道不浓，但对于男女之间眉来眼去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一种风情，把握得恰到好处，故对电影版《长恨歌》期望值颇高，本以为关导也可以恰如其份地表现原著文字词语间流露出一种因社会变迁而产生的人世沧桑，最终却是带着遗憾走出影院。
剧情被修改，是导致电影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一段解放前。原著中李主任是军界要人，因时局动荡，导致王琦瑶和他不能常相厮守，最后李主任的座机失事，王琦瑶落了单，从而导致王琦瑶一生悲剧的开始。这场爱情并不是真正的爱情，很大一部分是金钱和权利的诱惑，王琦瑶有虚荣心，是上海小女子的腔调。而电影里李主任的身份被改变，他们卷进一桩黑社会的纠纷。和李主任相处的一段时光，只是王琦瑶人生初期的境遇，在整段电影中占一小部分，叙述时间仓促，最终导致该段故事情节不完整，差点拍成枪战片。电影最后交待李主任远赴巴西，客死他乡，可能是从电影故事的完整性考虑，其实于表现王琦瑶碧落黄泉的悲剧命运并无半点帮助。
第二段，王琦瑶和康明逊的恋爱。原著中这一时期王琦瑶周围的男男女女沉迷于旧时代的阴影中，但外面确实明明白白的新时代，好朋友蒋丽莉变了，程先生因为变不过来而跳楼自杀。王琦瑶和康明逊的爱情最终因为旧世的观念而流产，康是旧时代的上层家庭，而王不过是旧时代被人包养的三小姐，门不当户不对，偷情一般，自然不会有结果。严师母和王琦瑶在一起搓麻将，不过是吃喝玩乐，在王琦瑶家里关上门时间似乎回到过去，但王琦瑶和表弟康明逊结婚，她是决计不会同意的。电影里因为康明逊要随父亲去香港做生意而导致他们不能结婚的解释过于牵强，也不符合当时上海人的门第观念。电影里蒋莉丽成了可有可无的人物，解放后去了香港，文革前回来一次，这一次就开始怀旧，她和王琦瑶在程家跳舞，故事叙述上似乎为时过早，最后屏幕上出现一行字，说明她几岁死于香港，这种人物的叙述方式无异于传记，对表达社会气氛毫无帮助，完全不如原著中蒋丽莉嫁给山东来的军代表，后来入党，最后抱怨而死来得有力度。
再来说一说程先生。电影把程先生的生命一直延续到电影结束，他成了王琦瑶死亡的见证人，这一改变恰恰有违原著王琦瑶长恨终生的主题。原著中王琦瑶身边的人都成了过客，一个一个朋友来了又去了，甚至唯一的女儿，也仅仅是陪她走了一段。王琦瑶的孤独是一种气氛，让读者从高处看着这个从弄堂里走出来的上海小女子怎样一步一步沿着人生的羊肠小道走下去，在每一次可以拐弯的地方选择了错误的方向，最终走到了人生尽头，王琦瑶似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她终身是孤独的，也就有了“长恨歌”。而电影却让程先生始终陪伴着王琦瑶，让观众感觉王琦瑶并不孤独，至少还有一个程先生在，死了，长恨的是程先生，《长恨歌》成了程先生之恨。
电影里的背景实在是狭小。虽说关导用心良苦，连文革里的搪瓷杯和八十年代的厚玻璃杯都注意到了，但因为缺乏外景，感觉满眼尽是狭小的室内空间和演员的大脸盘子。服装用了符号化的服装，文革中程先生在农场劳动的一个场景里，背景的群众演员一律白衬衫蓝裤子，要说在劳动，穿背心也是常有的事情，就不能丰富一点儿吗？在几个时代的表述中，因缺乏大场面，仅仅用音乐和时代歌声来表现，略嫌粗糙，市内和室外分隔了开来，
人物塑造上，最后一段将书中的老克勒和黄牛长脚合并成了一个人，除了这个小混混人物还比较合情合理一点，其它人物均无可圈可点之处。程先生的性格和原著中的最为相似，但因为梁家辉演惯了这类角色，这个角色也并不因此更接近上海男人的形象。康明逊是个失败，把电影里的康明逊放到香港会更合适。蒋丽莉既然成了过客，塑造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李主任很有英雄气概，张永红和薇薇很有现代女孩子味道，其它的一些角色，放到任何一部电影里都可以。
唯一可以让观众怀旧的，是那些八十年代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王琦瑶染黑头发的那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