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菲尔德这个小城里居住着许多伊朗人。

就与他们中的一些接触交流下来的经验，大约可粗略分为三类：

一是纯粹的难民/非法移民：试图逃避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从而来到欧洲各国找寻庇护。他们中很多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无合法签证，群居于城市边缘，大多时候为了谋求一份最基本的生计。们的诉求和其他一些在欧洲常见的来自诸如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土耳其等国家的难民并无二致。

两年前的市中心，我正在找去往大学的换乘公交，低头研究着手机地图时，余光瞥见对街疾步朝我走来两个中东面孔、穿着略显褴褛的年轻小伙。本以为是来讨烟或索求“回家车费”的那类人，没有多在意。再抬头时，他们已经一左一右出现在我身旁，占据两个“有利”身位，让我有些不自在——大庭广众下犯得着“寻衅滋事”不，难不成我看着像是“才刚下船（fresh off the boat）”的那茬？好在经过一系列带有浓重口音的双边交流，加之费力从中提取关键字后，总算了解到这两位的意图：他们来自伊朗，落地没多久，想去一个朋友那儿求介绍点活干，却对英国的公交系统摸不着头脑 （英国公交运营私有化，导致其公交系统十分混乱，各家私人公司持有不同线路，票价卖票方式又各不相同），所以寸步难行。我这个“fob”正好有科技加持（google map），便给他们指了明路。他们感激之余，还在临走前直呼“You are Jesus!”，让我受宠若惊。他们确实没有恶意，寻衅滋事是我多想了。类似问路的事还发生过两三次。

第一类伊朗人，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边缘，是大众眼中的边缘族群，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自成一派。他们谋简单生计，却也没给其他人添太多麻烦——鲜有沦落至干扒手、行骗的低端勾当。虽然没有当面质问过，但料想他们中绝大多数并不过多关心国内发生的事，动荡也好变革也罢，没有生活经济的保障都是空谈，对他们最重要的不过是离开穷困的故乡，换一片富饶的土壤，继如往常般繁衍生息。

第二类人则属于伊朗国内的精英或是中产阶层的后代。父母选择将子女送到欧美发达国家求学工作，随后也大概率永久定居于此。这其中或许有政治的考量，但也不乏只是考虑追求更好更稳定的生活环境、稳固后代的地位阶层，毕竟以伊朗目前的境况，恐怕难以支撑起当代人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再者，随着人的迭代，年轻知识分子无法复刻父辈对于“神权国度”的体验和认知，憧憬西方社会也是情理之中。

我在健身房遇到过此类比较典型的一个伊朗人——Ali，他与我是校友同样来英国留学。他成绩优异、英语流利，是个自律的肌肉男，体脂率常年维持在个位数，健身之余也有骑行和慢跑的习惯。他自信、幽默，脸上总带着异国风情般的标致迷人笑容。毕业后他在NHS（英国政府医疗机构）当IT工程师，薪资可观。他有自己的伊朗圈子，但融入英国主流文化也完全没有问题。我曾问过他是否还会回伊朗，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且仅仅是一个“No”便没有了下文。因此我们的日常话题基本上就是围绕健身运动，或是损友间喜闻乐见的打趣。他没有问过我关于中国的事，自己似乎也不愿透露更多和自己家乡相关的事，我也识趣没有追问。

缺乏彼此深入了解，这份友谊自然短暂。最后得到的消息是他想请年假去西班牙度假，那里的沙滩和阳光对他吸引力十足。再之后，兴许是他换了家健身房，总之再没见到他。如今每每重新想到Ali，脑中都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幅景象：位于某个宜居的南欧小岛上，他正惬意地躺在一片静谧的海滩上，双臂慵懒地交叉在脑后，深黑的墨镜反射着来自烈日滚烫的金光。墨镜之下，他的目光定格在不远处波光粼粼的海浪，望着浪花翻涌、戏水的人们欢欣的身影，嘴角缓缓挂起一抹熟悉的微笑。

最后其实不是专指某一类伊朗人，而是想讲个特定的人。之前冷冰冰的分类主要为了叙事方便，实则很多人难以被简单归类，他们类似于片中女主的处境——在多个身份之间来回游走，力图达成某种统一。

这位伊朗人是我理发店的老板Raz，约莫四五十岁，但看起来全无老态、打扮干练，依旧保有着年轻人的精气神——我时常唤他作“chief”或者“boss”。虽说是老板，基本上活还都得他自己揽，包括接客、理发、打扫，一直没有其他固定员工。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他和我碰了个拳，又给我泡了杯伊朗的甜茶，然后就很热情地与我攀谈起来，说他曾经打工的老板就是华人，待他相当不薄——是个绰号“Jackie”的东北人，得此殊荣据说是因为酷似成龙大哥。每次我去剪发，在短暂寒暄过后，我们都会津津乐道地聊起天南地北：从两国的人文艺术，到彼此的爱好，再到生活的琐碎。从中，捕捉到很多他的过往人生履历之外，也会注意到他对于自己国家的看法。不同于Ali，当然也许是因为年长的缘故，他很热衷于与我交流伊朗大大小小的事。例如，我曾与他谈及伊朗新浪潮和阿巴斯，正是他的影片让我透过银幕了解到伊朗这片土地、以及它孕育的社会和人。虽然没怎么看过这位巨匠的作品，但同为德黑兰人，他也肯定了阿巴斯的知名度，同时表明他在国内极具有争议性——其作品很多直指宗教社会矛盾和痛点，致使一批保守派指责他为了迎合欧美市场而刻意抹黑自己的国家，故于境内常年禁映。

当我们在聊某个话题时，有时在一旁的他的未婚妻也会参与进来：她谈吐随和，总是散发着温柔的亲和力。从打扮上来看，也俨然是现代女性的风貌——牛仔裤、T恤和羊毛开衫，全身上下现代着装，不见面纱和头巾的踪影。

既然提及伊朗女性则多补充几句：若是条件允许，逃离国内的性别压迫去往别国显然是更理性的选择，至少可以实现穿衣自由，也免受宗教教条制约。在街头巷尾我观察到，虽然有部分女性已经摒弃了传统服饰，但并不是所有伊朗（当然包含其他中东国家）的女性都改头换面接纳世俗的穿着。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来过去的生活惯性难以短时间摒弃，鞭笞处罚的幻痛依旧徘徊在她们心中；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服饰都是伊斯兰革命后政策趋向保守化的产物，其中一些只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个人选择罢了——类似我们的唐装旗袍、日本的和服浴袍。但有一件事十分确凿，那就是几乎所有女性再也不会用黑布把头部严严实实地包裹住，只探出一双难以洞悉的眼眸了。从巴列维王朝的“去头巾化”到如今的“强制头巾”，戴了又摘摘了又戴，着装规范如同伊朗女性权利与自由的缩影，成为了政治游戏与强权控制下的头号牺牲品。

Raz也毫不介怀谈论此番敏感之事，对眼下沸沸扬扬的“头巾事件”以及伊朗政府的作为他表达了强烈的愤懑，“一切都乱套了...镇压杀死了很多人...民众应当有权利表达抗议和不满...”他眉头紧锁，短暂收起了平时的笑意。我可以感受到，他在前后语句之间总是停顿半晌，似乎是在略作思索，想把感受和见解真实地表达出来。不同于平时围绕日常琐事闲聊的氛围，无需完美的英语功底就能轻松应对，词不达意也无伤大雅，真正谈论这些严肃话题的时候，他往往会以认真的态度思忖并有意识地组织语言。

前些日子，他的姐姐重病不起无法自理，他因为顾及生意无法回去照料。那次的理发全程他似乎都有些心神出鞘，难掩悲恸之情。“真的很难过...尤其是家人身体抱恙，我还无法在她身边...我和我姐姐特别亲，从小玩到大...她人很好，你知道吗...总是有那种大姐的风范...”

最近，店里雇了个帮手，会在客人多的时候帮忙，减轻了不少Raz的负担。这是个幽默的小伙子，人少的时候他会主动和我搭话，介绍伊朗值得一去的地方、值得一试的美食。小店似乎变得热闹了不少。

不出意外，将来Raz和未婚妻也会在定居在英国生活，但我深知故土仍是他内心深处无法割裂的一部分，家乡那边的风吹草动、任何变故都会牵绕着他的心。

我由此想到一句话，忘了出自何处，但意思大约是这样的：“我对于祖国的爱是去政治化的。”我的理解是：我爱它，并不代表我爱所有与之相伴的一切，这份热爱是可以脱离政治体制和统治集团而独立存在的，仅关乎它的历史、文化、艺术、人文，和这片土地上栖息的人们。说起来何其容易，然而对于诸多选择在海外生活的离乡者，希冀的新生活和无从搁置的旧身份如同互角的两股力量，总是如影随形——感性在左，理性在右，灵魂居中，难以安放。

有些人决意抛下过往一往无前，有些人则背着昔日的行囊施施而行。无论是否回首，故土的茉莉花香会一直萦绕并伴随他们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