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似乎是悬疑电影作品元年，进入到10月底，已经出现了太多话题级悬疑电影，观众对这一类型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是要破案，也不仅是要完成对某个社会问题的讨论，还要能够切合人物弧光圆满度与更新奇的叙事方式。《拯救嫌疑人》作为11月首部悬疑作品，以双案件的形式完成了这一要求，并且围绕不同对真相的表述方式进行镜头话语构建。
悬疑题材的核心是侦探文学。侦探小说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最后会揭露完成这个案件的“过程”真相，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找到“结局”上。在此基础上，随着案件细节的不断增加，真相也会从常识构建被推翻，最后形成结局反转。
一般而言，作品会设置一个由华生扮演找到“犯罪凶手为了抹除自己的犯罪踪迹而拼凑起来的假象”的初步真相，然后再用福尔摩斯的“茶话推理”的方式，足不出户完成对真相的洞察。
侦探角色类似“百科全书”，他拥有各种冷门知识信息，所以能快速发现其中的不合理之处，从而被认为是某种神性象征。而华生角色则是看似泯然众人的普通人，其人物画像勾勒比较模糊。
在《拯救嫌疑人》电影里作为华生的普通人视角——基于常识的判断和快速的行动者，就是由李鸿其饰演的金志雄。
虽然是男配，金志雄却拥有多项得以行动的便利身份，帮助陈智琪可以在自己身体不能及的前提下完成证据的收集。
金志雄是陈智琪的几十年的发小，也是一个“非典型”警察，他既有警察的执法权，也有与黑道不浅的交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案发时出现的车辆和其他证据。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普通人对待“梁昕苑被杀案”的大众看法，无论是对凶手的，还是对被害人的——当然，因为警察的侦破者角度，所以他并没有更多情绪表达，只是陈述某个“对事实的看法”。
金志雄拥有的贯通上下层视野的能力，可以让电影在不额外介绍世界观的前提下，让观众跟随金志雄的行动视角快速勾勒出对槟国唐人街的异国风情。通过金志雄，观众既可以看到监察与警察系统的狗苟蝇营，也可以看到浑浊氛围下的歌舞莹莹，还可以看到平民窟与医院的巨大反差。同样是病人，丹温的哥哥就只能瘫痪躺在床上，被没有身份的护工照顾；而纳吉就可以住进高档医院，并且享受单人病房。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为死刑犯辩护的案件，同时也将超然的侦探角色放置于绑架案当事人的受害者位置上。
于是在张小斐身上形成了双向位置的相互感染，她既要表现出作为不败辩护律师的绝对理性以及旁观者怀疑一切的能力，同时又要表现出痛失女儿的焦虑的感性笼罩下的当事人怀疑一切的情绪。
在陈智琪面对自己的女儿被绑架的时候，完成的就是经典事实（Age of Classic Facts）的寻找方式，通过各种推理、证明和寻找真相的方式不断靠近女儿被绑架的真相，尽管她被强行要求采用更加原始的通信手段和绑匪交流。这也正是人的理性不依赖数据，而是以来纯粹的逻辑推理和因果关系的能力。
观众当然会抱着最后真相大白（tell the truth in a clear white way）的心态去观看这部《拯救嫌疑人》，而两个不同事件的真相交替刺激着观众的情绪，一方面要紧绷神经通过各种证据推理一步步还原真相；另一方面又在陈智琪丧女的巨大悲痛（尤其是用各种鼓点形成的背景音）感性共鸣中，感受到焦虑与紧迫。
不过，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由于网络空间拉近了人与其他物理局域的心理位置，所以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扮演“莅临当下”的角色，同时又不会被真正当下的环境所影响，成为超然的旁观位。
后真相（post-truth)）也就由此形成。所谓后真相，就是客观事实完全让位于诉诸情绪与个人信念，其被传播的声量也远远低于后者。人们会选择相信自己所认定的事情，即便证据摆在自己面前也会被排斥。
在梁昕苑被杀事件里，其中固然有一次审判进度过快的原因，但网络审判并没有停留在“似乎没有讨论热度”的凶手认定上，而是快速进入到热点流量的热议之中：梁昕苑也被再次杀死，成为茶余饭后的流言蜚语，成为众人口中的“不良女”，作为凶手嫌疑人的丹温则成为“老实人”形象。
后真相，其实是一种关于真相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ruth），它所构筑的，是来自群体脑雾的实体空间，是谣言与情绪聚合的沼泽地在赛博世界的投影。
在后真相中真正获得关注的，其实一不是事实，二也不是情绪，而是插科打诨与以更理性纯推断编织的阴谋论。虽然电影没有像《保你平安》或《网络迷踪》那样，对网络发言进行大规模展现，但观众也可以从只言片语中了解大众对梁昕苑的刻板印象认知。
这正是网络化事实 (networked facts) 的阶段下所给予的大众看法。也是陈智琪的第三个身份（报道真相的记者）在公开审判中所必须要说出的最后一段话。
而后真相也并非全无作用，流动的现代性赋予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大他者，它就是数据意识形态。在基于数据的事实时期 (Age of Databased Facts) 下，最后形成翻案突破口的，并非是丢失的雕刻刀作为犯案凶器，而是在社交网络中透过类似“蜗牛痕迹”一样的记录被发现的嫌疑人。
同时，作为可以让洪都斯曼检察长认罪的决定性证据，也是每个人都会随时携带的电子手表。即便纸面证据被强行销毁，让法庭中无法形成能够说服法官的证据链，但当事人的口述则在被记录之后变成了新的真相。
于是女儿用来记录与妈妈幸福时光的手表，成为了关键性道具。它同时扮演了
无论是纳吉在推特平台宣之于手的点赞和回复，还是检察长在面对陈智琪和金志雄是说出类似告解室里忏悔一般的话语，都被高度发达的网络技术所记录，从述行表达成为了述愿表达。
真相真的只有一个吗？这一柯南的口号代表了推理小说的终极追求，可是对这个社会来说，“真相本身就是多面”而存在的。
在《拯救嫌疑人》里，动用了一种名为“逆真相”的叙事方式。所谓逆真相，就是侦探先于读者获得了整个事情的全貌，却因为某些原因放弃了侦探的“绝对真实”合法性，改为主动营造某个被裁剪版本的真相。导致读者成为了限制信息视角，读者不仅需要推理出真相的完整版本，同时还需要推测出侦探所做该事件的缘由。
侦探不是基于“证据不足”或“信息不全”而做出的“错误判断”，而是基于更为感性的原因所做出的人为判断。逆真相的设置会严重伤害到侦探在推理作品里的理性公正感，导致读者会产生被欺骗的阅读体验，所以作品必须优先赋予侦探一个必须要完成类似“嫌疑人”强大动机。
给陈智琪的动机，就是她的女儿。也正是因为女儿作为柔性力量的出现，才在【不败女律师】这一传统经典侦探形象中增加了人性光环。同时陈智琪与林淑娥形成了两组母女对应关系，无论是作为辩护者还是强迫者，此二人交错的对手戏，为《拯救嫌疑人》增加了女性主义视角的阐释空间。
当她的女儿被绑架之后，陈智琪不得不为一审已经进入死刑的丹温辩护，卷入到这个与此无关的案件之中。她必须要“预设结局”，并且与自己脑海中的既定案件类型（如家暴案件）进行验证，并找到不存在的“第三人”。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直到电影最后，观众才发现，丹温才是那个掌握真相却一无所知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能为他翻案。这个疑惑也出现在陈智琪的自始至终的怀疑之中，形成逻辑断裂的事实真空。
陈智琪在法庭辩论中的表现显得相当违和，观众一开始会认为这是陈智琪已经发现真凶并且作为对真相的理性捍卫 与 对同为母亲感同身受却无法出手帮助的人性挣扎。
在经过一次信息反转之后，观众才发现这是陈智琪不得已采用的逆真相手段。但也正是这样的手法，才能顺利将检察官绳之以法，把他所做的以权谋私的罪行公布于天下。
在结局的最后10分钟，她和阿金用尽全身力气，竭力不让林舒娥犯下更多的罪行，做出了和法庭上一样的事情，那就是用尽办法让纳吉活下来，接受更加公众所知道的法律的严惩。这当然是违背了同态复仇的常理心，但不仅仅为了法律之光照进每一个角落。更重要的是，要让【真相】被更多人知道，私力复仇只能逞一时之快，唯有把事情的真实面貌在阳光下透明，才能澄明声音。
这里的“嫌疑人”已经不再是法庭上陈智琪必须要为止被迫辩护的“一审凶手”，同时还是她想要一力保护的“另一个母亲”。
陈智琪所要拯救的嫌疑人，也由此具有了三种不同真相维度下的对象。
分别是在真相视角下，尽管不情愿，却需要为之辩护的嫌疑人丹温；在后真相视角下，重新还梁昕苑这一生的评价清白；以及在逆真相视角下，阻止林淑娥继续私力复仇的行动。
当然，还有陈智琪她自己——她的不败神话是来自对真相的追求，而这次案件所延续的神话，是她对真相的剪裁。所以，作为母亲，也是作为律师她必须要以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为前途，重新将完整的真相进行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