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英红所演的死者母亲，她的动机确实难以理解，特别是翻拍版里还添加了命案发生时女儿的求救电话录音，就更加诡异和匪夷所思。想来最容易“理解”和解释的应该是这样，这位母亲也怀疑真凶可能另有其人，而且后台很硬，惹不起，于是才想办法逼迫女主角律师以一位母亲的名义去硬碰硬，而不是所谓的私刑……

其实韩国电影虽然也经常想制造反转的效果，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很少，究其原因，应该还是儒家尊卑等级的问题。日本人当然也有所受限，却能以一种变态扭曲的方式进行“突破”，但中韩做不到，这其实不是逻辑的问题，更多还是等级思维影响了想象力。推理和侦探，需要六亲不认，不向传统习俗与社会常态妥协，于是警察一般被塑造成弱智，但这并不全是恶趣味使然，只是因为警察会有非常规的“等级”压迫，而侦探和凶嫌之间至少在智力和认知是平等的，最后一起文明的“期待”那个真相的来临，而“真实”的警察，在小说或影像中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当一个推理或悬疑故事里，出现强权，其实就很大程度上稀释了推理，比如《拯救嫌疑人》里汤镇业的角色，以及之前陈思诚电影里很多类似的人物。因为这种人会破坏“公平”的推理，甚至悬疑的游戏，这才是一般推理小说要把警察塑造得比侦探弱智许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刻板的职业“歧视”，只是需要一个故事里的角色们，尽可能的全都尊重游戏的规则，而不是利用各种强权去肆意践踏……这样的处理，常常丝毫不是为了什么弱势群体发声，或者对于什么黑幕的大同小异的揭露，而只是破坏了推理的公平规则。就好比之前提过的李敖，以个人对抗集体强权，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他本人特殊的性格与毅力，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特别是解严后，李敖所对抗的那些势力，“愿意”陪他玩，尽可能在一个游戏规则里“互动”，而不是用尽一切办法，让他发不出声音，甚至人间蒸发，想来这样的强权手段，并不需要多少智力，与技术含量方面的要求。

再回到所谓儒家文化的尊卑等级观念，当然不只是存在于社会等级，以及国与家之间，还有男女，以及家庭内部的等级观念。可能跟那部涉过愤怒的海类似，这片子里也有父亲，母亲，母亲还是一对，特别是翻拍版里对于女主角后来处理凶器戏份的添加，她为了女儿，确实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但问题是，虽然她所有的手段，或者说代价，跟汤镇业的角色有区别，但没准只是级别，和各自在事件中所处的立场和角度不同，不难设想，如果女主角和汤镇业的角色对调一下，当她发现自己的女儿犯了重罪，她会如何处理？有多少可能性，是跟汤镇业的角色做法一致，又有多少可能性，是有区别？毕竟她同样是一个为了下一代，可以付出一切代价的角色，难道彼此之间的差别，只是两者，以及下一代的性别区分吗？

那么，在一部电影里设计这样的主角，反派，还有另一个母亲角色，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这当然是个老话题，不管是推理，或者是所谓当代法制精神，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家庭或家族思维，不被那种为了家人，族人的利益，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习惯性”冲动所束缚，同时这跟所谓父权或母权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不打破这种狭隘的视野，不管是母权或父权，一样都会演变成本应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