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10-17

登堂入室:虚构，才是文学的父亲

　　作为法国“Femis一代”的代表导演，弗朗索瓦•奥宗这两年的作品，《天使》和《魔法圣婴》多少有些让人失望，没能像早期《沙之下》《游泳池》那样收获业内的广泛喝彩，票房和影响力也不如明星云集的《八美图》。所幸这一次，奥宗终于带来了久违的惊喜，六项恺撒奖提名，圣赛巴斯蒂安电影最佳影片，媒体和观众的叫好声，《登堂入室》以一种近乎完美的结构，打通了电影与文学的壁垒，把一个貌似拙劣劣的偷窥小说表现如此引人入胜。在真实和虚构之间跳舞，这是文学创作者与读者间的互动，打通“第四面墙”扑向观众的游戏，让所有人都不知不觉的参与其间，罔顾道德，难以自拔。
　　
　　即便《登堂入室》的剧本并非原创，但凭借空间和人物的处理技巧，电影仍比原著戏剧提升了一个台阶。影片里的中学生克罗德，文学老师吉尔曼，一个是掌握主动权的讲述者，一个是不甘只当听众的指导老师，两个年龄相差不小的男人，构成了一个非典型的“写作小组”。他们俩的目标是学生拉斐尔一家，登堂入室，鸠占鹊巢的诱惑，来自于这个中产家庭的女主人艾斯特。影片给了窥私癖们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文学创作，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作业，克罗德把接近拉斐尔的过程描述下来，用一种连载的方式勾起老师的好奇心，逐步把他吸引到共同创作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这种窥探他人隐私的养成之路，又何尝不是小说吸引读者的魔力所在：无孔不入的监视角色的生活，潜入他们的内心，嫉妒他们的拥有，消费他们的痛苦，分享他们的幸福。“a suivre…”(未完待续) 是最常用，最屡试不爽的写作把戏，每当高潮来临，就特意来上个“且听下回分解！”弄得台下听众心如猫抓，好奇心促使他们巴不得自己来续写。年仅16岁的克罗德深谙此道，巧妙的把两页作文纸变成了吊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利用吉尔曼老师的读者好奇心和作家创作欲，驮着自己向目标前进。机灵到狡猾的男孩，从一开始没打算让自己呆在”被学生指导“的地位上，他的天赋、智商和想象力，足以驾驭吉尔曼这只老实的蠢驴，小施手腕就能让他无视道德，跨域操守，为自己的计划添砖加瓦。在影片和偷窥计划的演变中，吉尔曼与克罗德的地位从尊卑分明的师生，变成平等的合作者，最后沦为他笔下的玩弄对象（把感冒写成自杀）。“尊敬”是拉斐尔父亲一直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吉尔曼又何尝不知自己正在放弃尊严，屈从学生，可是身怀作家梦，缺乏天赋的他，只有把完成“伟大作品”的希望寄托在克罗德身上，容忍他的狡诈和世故。这就像一个父亲，在纵容儿子挥霍天赋的表现，虚荣的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却忘了在人生观和道德体系中加以约束。
　　
　　观察是文学创作的第一步，可这个词的另一曾含义，其实就是窥私。克洛德是主动、直接的窥私者，老师吉尔曼则是被动和间接的。如果仅仅是窥私，那最后的结局绝不会如此糟糕。问题是他们二人与被窥探者之间的距离几乎为零，在窥探越来越不能满足好奇心后，他们都选择了更加激进的“介入”。介入了作品中的角色，也就混淆了现实和虚构的鸿沟，无论是克洛德还是吉尔曼，在尝到满足感和占有欲的甜头后，心中的欲望也就越来越大，终有一天会跨越世俗的道德约束，反噬了自己。而克洛德与吉尔曼的不同之处在于，年轻的前者知道自己的所做所为已超越了创作，但是在野心和自负中仍然一意孤行，仗着年轻大不了从头再来。而年迈的后者则沉浸于早年破碎的文学梦之中，视越界的危险于不顾，彻底放弃了判断力和尊严，最后必然被家庭和社会抛弃。
　　
　吉尔曼的妻子珍作为旁观者，看的更加透彻，从一开始就发现“这个故事不会是个好结果。”但吉尔曼一直在自我麻痹，满以为靠单纯的写作技巧，就能够掌控小说的发展。然而，这场入侵他人家庭的行为，并不是纸上谈兵的计划，而是切实去执行的举动。身为老师的吉尔曼以为自己是作者，是导演，可以置身事外的去指挥克罗德战斗，用虚构的笔法打赢这场战争。但是他错了，错在自己的平庸和不甘平庸。法国老演员法比斯•卢奇尼活灵活现的演出了这个小人物的人性弱点，当剧情没能按照他的意愿发展时，迫不及待地从幕后跳到了前台，任由聚光灯照在自己身上，最后被灼伤也在预料之中。吉尔曼至少三次主动的介入了自己参与的故事之中，让自己沦为不起眼的配角。甚至在克罗德眼中，他只不过是为达到目的的工具，地位还不如拉斐尔父子，必要时可以牺牲掉的“非虚构人物”。青年演员艾斯特•乌蒙在诠释克罗德心理活动时，嘴角常带上一丝微笑。这才是胜利者的细节，当虚构式的独白逐渐减少，让位于表面真实的场景时，克罗德成了导演的化身，用电影和文学的杂交来用游戏世人。奥宗在片中还玩弄了一个电影叙事上的技巧，有两幕戏干脆就让吉尔曼置身场景之中，像一个气急败坏的戏剧导演，对演员指手画脚。这种极具喜剧性的效果，让人联想到伍迪•艾伦的电影，奥宗也毫不掩饰自己是在向前辈致敬：片中吉尔曼夫妇去看的电影，恰巧就是艾伦的《赛末点》。
　　
　　在厚厚一本《长夜行》砸昏吉尔曼之前，这个平庸的中产阶级从没把自己当作塞林纳笔下穷途末路的流浪者。可他最后的确是一无所有，丢了工作和老婆，潦倒在公园的长椅上。这个人物值得同情，毕竟他除了偷试卷和苛责学生，也没干啥出格的事情，压倒他的稻草，正是对写作的小小心愿，与妻子貌合神离的关系，以及被克罗德挑逗起来的窥伺欲。家境贫寒，缺乏母爱的克罗德，原本只是个对同学好奇，心藏恋母情节的“于连”。但他在文学老师的鼓励下，逐渐产生了一种占有欲的野心，并不满足于虚构的满足，而是真的要取而代之。奥宗在影片中反复强调了这个中产家庭表面上的“幸福感”，揭开之后却发现是“看上去很美”。丈夫和妻子间暗藏着危机，克罗德的颇具心机的挑逗起到了作用，如果不是怀孕的意外降临，这对法国夫妻很有可能像另一对中产阶级，吉尔曼两口子一样分崩离析。
　　　
　　艾曼妞•塞涅饰演的艾斯特，与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试验的珍是同一类女人，成熟优雅的她们，有过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但都不为丈夫理解认同，空虚之余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样的女性对于16岁的男孩颇具诱惑力，克罗德的“家庭教师”身份几乎就是沿用了司汤达《红与黑》里的设置，梦想成为女主人的儿子和情人。作为一个发生在校园内外的故事，奥宗借用了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吉尔曼口中或推崇，或讽刺，其实都表达了现代人对于文学创作的探讨，以及对趋利的商业社会和虚伪的当代艺术的嘲讽。这也是奥宗首次在作品中植入大量中国元素，反应了当下法国民众对于这个新兴大国的复杂情感，卧室里的黄先生可谓神来之笔。既无法理解，又颇为向往，中国成了一个中产阶级放在嘴边的时髦符号，哪怕看不懂”上海的天空“，最后拉斐尔一家还是去了那里。除了古典小说，奥宗最大的致敬当属波兰斯基，熟悉《苦月亮》的影迷会发现，两片中的角色几乎是一一对应。二十年前的塞涅和托马斯，今天又同时出现在影片中；两个男性角色，依然是在担当叙述者和倾听者的身份，就连克罗德的父亲，也与《苦月亮》中一样，是个被妻子抛弃的瘸腿残疾人。
　　
　　借用一下吉尔曼的掉书袋评语“绝妙的小说，就是让人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绝妙的电影同样如此。虚构，是这两种创作形态的共同之处，唯有想象力才是推动一部文学作品或一部电影推演下去的源动力。《登堂入室》巧妙地运用了电影的手法，解构和重现了写作的过程，让作者，读者，导演，观众和演员重新融为一炉。奥宗玩弄了身份的切换，完成了虚构对于现实的颠覆，把一个老师的文学梦，一个学生的情窦初开，演绎成虚构艺术的范本。
　　
　　Luc，2013年3月
　　发表于《Elle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