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三部曲进行到了《我和我的父辈》这一系列后，一部分观众们便开始出现审美疲劳了。这倒不是因为影片本身的叙事方式让人产生厌倦，而是因为大家对于正向讲述故事的感知性在降低。身处和平年代太久了之后，对于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就不会有太多的共鸣了。这就是《我和我的父辈》所面临的大环境，让新一代的观众去感触老一代的故事，且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这很难，喜欢历史，铭记历史的会觉得本片轻描淡写，剩下的那部分观众则是觉得本片刻意煽情，在这之间，很难两全。

《我和我的父辈》讲述的是四个不同时代的关于父亲的故事，抗战时期的父亲，新中国建设时期的父亲，改革开放时期的父亲以及当代的父亲。这四个不同的父亲的形象最终为我们观众勾勒出来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卷，跟随着画卷往前，可以看到的是新中国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的整个历史过程，这就是《我和我的父辈》带给观众的意义所在。

客观的去评断，《我和我的父辈》中最让观众感觉到喜欢的莫过于徐峥的《鸭先知》，当然，人们喜欢喜剧的心情是这个时代的脉搏，大家都愿意笑，能让大家笑的创作者自然会得到观众的青睐，徐峥明白这个道理，因此，鸭先知用一种轻快的喜剧的形式为观众讲述了一个身处时代潮流中的比较敏锐的父亲的故事，这是《鸭先知》这部影片可以获得观众缘的基础。

在这之上，《鸭先知》讲述的时代不过是四十年前，这个时代对于很多观众来说都是可以感同身受的，片中的“父亲”所经历的这个时代正是很多观众在小时候能接触到的，因此，这个父亲给人的感觉是亲近的，而这种亲近却并不来源于片中的这个父亲的形象设计，而来源于时间设计。要单论形象的话，片中的这个父亲并不承担给最广大民众做“父亲”的作用，因为这不过是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的小众。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时代距离现在更近，因此，这个“父亲”才会被更多人接受。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沈腾马丽的《少年行》描绘的就是当代，但为什么赶不上《鸭先知》呢？原因也很简单，他描绘的是一小部分人，而这小部分人也是之前被大家所嫌弃的“后浪”的群体，这个群体可以代表一部分人，也可以代表一个时代，但无法代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因为普通人很难达到。

当然，这并不是对于《少年行》这部分故事的批评，诚然，这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时代需要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讲述时代的故事可以有很多面，创作者选取任何一面都是可行的，然而观众却并不会以创作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批评客观存在，但这并不影响创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毕竟，我们都想要一个美好的未来，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做片中的美好的未来的梦的。

相比较之下，章子怡的《诗》就有点中规中矩了，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因此，讲述故事的时候是可以不必去刻意讨论故事的代表性的，那个年代，那样一群代言人足以让国民深深的尊重，他们的生活没有人会去质疑也没有人会去评头论足，他们是真正代表那个年代的梦想家，即使他们不是普通人，即使他们有着普通人触不可及的代表性，但没有一个普通人认为这些人是可有可无的。因此《诗》比较顺畅的基础还是时代。

相比较而言《乘风》即使是吴京加持，也就并不讨喜了。首先是因为那个年代距离现在太久了，很多人对于历史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上，而多年以来，影视剧创作者对于历史的无限解构也淡化了民众对于正确历史事实的认识。本该由我们大书特书的历史被很多打着历史剧的神剧或者神片逐渐的淡化，当历史沦为了博君一笑的段子，我们该怎么指望民众们对于历史有一个很好的认知？

吴京选取的这一故事，形式大于内涵，但这并不是观众们讨厌的原因，如果我们的大多数抗战影片都这么拍，显然是合适的，纳粹德国的故事犹太人讲了几十年，这并不会让观众们感觉到厌烦，相反，观众们逐渐的还形成了一种认知，这种认知潜移默化的影响了犹太人以及纳粹德国在大众心中的形象，提及犹太人必然楚楚可怜，提及纳粹德国必然义愤填膺等等。

观众的情绪是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的，然而我们提到抗日战争会想起什么呢？抗日神剧，裤裆藏雷。这些故事本身的槽点并不是核心，而这些槽点汇聚起来了之后，我们自己的历史便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彻底的否定了。当我们秉持着这样的态度去看《乘风》这部正常的历史电影，自然会觉得乏善可陈。

总有些电影需要去担当记录时代的重任，原因不在于电影本身，而在于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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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