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满洲里20来公里，我们将车头往北调向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去往计划中的额尔古纳。转向处，这条内蒙东部大通道的路牌中央，赫然印着“扎赉诺尔”。
“那个字怎么读？”
在追问那字前，我已经想起这么一部屡次错过的电影了。
没想，回来一周后，有幸看上了。
我必须承认，由于上了年纪休息不好，影片开始不久后，当我在这悠扬漫长的逆光镜头里仿佛触摸到索科诺夫画面后，我睡着了——我看索科诺夫的片子也经常睡着——还反复几次，直至朱师傅坐上治中的单车，“带我去你磕破嘴那一站。”
这是父子还是工友？如果这样的绵绵情意发生在城市，那我们将先入为主地断定，这是断臂。索科诺夫不也在柔美到扭曲的影像里，让圣彼得堡的海军父子断臂了吗（《父与子》）？
可是，正如导演坚持地要把这个情节几乎为零的故事，除了向最后的蒸汽机车告别外，搁在扎赉诺尔，荒芜空旷的塞外，也能让刚刚燃起的刻薄和肤浅阴谋早被激烈的北风吹散。男性间的友情，也随着无限拉大的视野，变得暧昧不再，而无比高大。
和地点一样，季节也是让这种友情得以可信蔓延地重要因素。我国最北部的这块地方，无论是黑龙江的扎龙（《考试》）、额尔古纳的室韦（《麦田》）、还是此片，都无比依赖于季节以及季节决定的光线和质感。
塞外的冬天，是适合告别的季节，此去尽荒漠，欲入莫回头。相濡以沫，依依惜别，30年矿上的情感，始终会被凝结成不便多言的记忆；塞外的冬天，也是适合蒸汽机吐气的时令，干嗖嗖的凌冽寒风中，无边无际的蓝天下，蒸汽被赋予了初夏秋所不能具备的具象形状。在员工与时代双重告别的意义下，这几抹几乎摸得到的蒸汽，更显得像是它们来源之处的机器怪物的最后残喘。
导演赵晔说：“今年有朋友去过扎赉诺尔，那些蒸汽机车全部被大卡取代了。”
一个工业时代的象征结束，一群耕耘于矿山的人群离开，一场告别的宴会散席。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