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的一份》（2012）是由英国导演肯·洛奇（Ken Loach）执导的、以对濒临失业的青年工人自我救赎之路的写实描写而闻名的电影。标题“天使的份额”（Angels' Share）是威士忌在橡木桶中陈酿的过程中，因蒸发而损失的部分的术语（来自女解说员“每年损耗大约2%的酒，就这么消失了，蒸发进空气里，永远消失了，这就叫作‘天使的一份’”）。在故事结尾，它被顺畅地转化为一种肯·洛奇式的道德哲学的表达：对于角色罗比（Robbie）试图做出的改变而言，提炼和酒精蒸发的过程作为隐喻，就像他们人性的善良部分被耗损；不过，既然是“天使”的行为（当然，考虑到《石雨》《吉米的舞厅》中对天主教神父的揶揄，洛奇显然是在无神论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个词的象征意义），这份耗损也是工人阶级人性完善或“升华”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影片第30分钟，主人公罗比和自己的朋友到一个酒厂参观，首次接触麦芽汁到酒的工艺流程，女解说员展示了酿酒厂的内部空间，包括蒸馏间，我们首次注意到酒其实是这部电影的一个主题——从工人酗酒者、酿酒工艺到后来喜剧性的名酒拍卖和“偷酒”。酒的制作是一个精确的过程，要考虑木桶的成色、体积、形状、产地等，就像人本身，也是因为不同的“遗传”环境而造成了向善的原始本能在不同空间场域的不同表达。洛奇的奇妙调性使偷窃这个“违法”行为被喜剧化和轻松化了。本篇影评也将重点分析，洛奇如何通过“偷窃”来展示一种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人生活伦理，从而将自己心中的“光”分享给他镜头下的社会底层。

这份关于“蒸馏”和“升华”的道德寓言，涉及肯·洛奇作品越到后期越加直接的“幽默”或“轻松”，以及工人阶级在自身位置上跟生活与宿命的和解。主人公罗比是一个陷入家庭困境的格拉斯哥男孩，躲过牢狱之灾后，面对儿子的出生以及岳父、妻子等人对他做“父亲”能力的指认与否认，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拼命想找到一条出路，然而发现自己举步维艰，尤其是始终无法摆脱之前与之打架斗殴的街头混混的骚扰。在社区服务时，他遇到了瑞诺（Rhino）、阿尔伯特（Albert）和莫（Mo），跟他们组成亲密的伙伴关系（在对工人社区有机关系的强调方面，这延续了洛奇一贯的思路）。罗比没想到的是，一次偶然的“品酒”，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他在嗅觉上的敏感，最初仅仅是朋友闲聊之中夹杂着污言秽语和嘲弄的笑谈，不被重视，就像如下台词暗示的：“现在我们能根据我们原始的本能嗅到空气中一百万分之一的酒精气味，回到我们祖先贴地爬行时的嗅觉（有些人从来没有进化，是不是？）”由于偶然的机会，他被一位知名的威士忌收藏家确认为有辨别优质威士忌的“天赋”，但他仍不以为然，不知道能用这“天赋”做什么。直到后来，迫于改变生活和“向善”无门的压力，他带领伙伴们前往苏格兰高地的酿酒厂，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赌博……

在故事后半段，情节的走向越发接近犯罪片、情节剧与喜剧的融合。这跟洛奇早期冷峻的写实主义纪录片是显著不同的。洛奇的早期电影从属于“厨房水槽剧”（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传统，他从法国新浪潮那里学习了跳轴等先锋的拍摄方法，从意大利现实主义那里学习了业余演员、自然光等技术，首次把英国电影的视野聚焦于工薪家庭的分裂、工人阶级青少年的教育、失业、酗酒、妇女堕胎等争议性的社会问题，并以其犀利而多产的作品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某种意义上使电影成为为工人谋福利的政治斗争的利器。和《天使的一份》一样，他的好几部工人阶级题材电影都是以萧条的工业城市格拉斯哥为背景的，具有相对重复的主题。比如《我的名字是乔》《甜蜜十六岁》，都讲述了工人阶级在自己酗酒、吸毒、家庭暴力、街头斗殴的弱点中的恶性循环及“重新做人”的困难性。这不仅属于英国的“厨房水槽剧”，而且有点左拉式的自然主义特征。洛奇通过创造性地使用手持摄影机、未经训练的演员和他们自己的口音（经常需要面向英格兰观众添加字幕），对工人阶级粗鄙的语言和他们特有的面容进行精准捕捉，实现了一种对现实的迷人复刻。这种高度的现实感，使我们对中心人物产生一种心甘情愿的同情，并在观看电影时营造出非常真实的紧张。比如，在台球室，罗比意外地再次遭遇前对手的攻击，经过朋友的帮助逃出室外，闹事者一直追到街上，有一段肯·洛奇经典的追赶镜头，伴随着紧张的音乐，摄影机像凶手一样寻找、跟踪、追逐、纪录着罗比慌不择路的神情，直到他被开车来的马特（罗比的岳父）搭救。马特说：“已经太晚了，就算是你想改变，他们也不会让你改变的。”这时，伴随着追赶镜头的音乐也准确地停止，为观众带来相应的“逃脱”感。

细究起来，这份同情和认同，来自于他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的沉重中所具有的情节剧和喜剧元素。比如，有一个场景，罗比在和妻子出门之后，再次发现旧时对手的跟踪车辆，他让妻子先走，之后用匕首威胁对方不得再次干扰自己的生活，在得到肯定的允诺、放手离开后，罗比踢碎了路边的摩托车（误以为是跟踪者的），却发现那是陌生人的。或者影片中一些只有在“文盲”身上才会发生的对话：

“这就跟把蒙娜丽莎搬你家差不多。”

“蒙娜who？”

……

“爱因斯坦是谁？”

“爱因斯坦是蒙娜丽莎的朋友，还记得蒙娜吗？”（第63分钟）

或者旅行途中关于反穿苏格兰裙的玩笑，或者“就算我们得到了酒，谁肯从我们这群渣渣手上买呢？”这份来自社会底层的“清醒”。

总体而言，洛奇电影中的幽默、喜剧性，不仅是一种拍摄风格和叙事方式的结果，而且来自洛奇自身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对工人位置的真实体认，这份在20世纪后期大失败后渐渐消逝的光，在洛奇的电影中反而随着他年岁渐长而更加明亮，使他在众多关注会批判题材的导演中脱颖而出。

就像学者戴锦华所说的：“与肯·洛奇同时的多重实践，都可以与现实主义产生关联，但它们都不是原原本本的现实主义，比如达内兄弟、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以及今天支撑美国电影的墨西哥三杰的现实主义……我们很容易看到《罗塞塔》《特写》不是肯·洛奇，当然，《荒野猎人》——我们的下一个议题——肯定也不是肯·洛奇。尽管在跟现实主义相关的实践中，我们能够在这些人中看到某些共享的因素，比如对历史表象之下的真实的追问，比如对边缘人群的悲悯，比如对历史被掩盖的深层的关注，这方面，《特写》《荒野猎人》都是一样的……但肯·洛奇的例外在于，他在20世纪仍然大胆无畏地展现内在的光，非常准确、有节制地传递他的价值追求。”比如，洛奇影片的一个特点是，突出了一群工人的团结和幽默感，无论是在《航海者》《甜蜜十六岁》中，还是在《寻找埃里克》《面包与玫瑰》《吉米的舞厅》等作品中，主要人物与其所生活的社区之间的有机连接，导向了一种以游行、集体斗争、罢工、欢送为标志的戏剧性高潮，这也是为《天使的一份》所分享的。

同样，尽管肯·洛奇的影片中的主人公的行为经常是“违法”的，他们却似乎有一颗善良的心，非常富有同情心，有对家庭的亲情、对朋友关系的执念。在《甜蜜十六岁》中，利亚姆想要让他的母亲远离过去的生活并提供一个新的开始，然而发现重建新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自己成为毒贩。在《天使的一份》中，罗比为了证明自己是合格的“父亲”，必须通过再一次铤而走险——通过偷盗来实现目的。这甚至可以说是洛奇作品的“俗套”：偷窃是洛奇许多电影的主人公共有的行为。在《雨石》中，失业工人从保守党俱乐部的保龄球场偷了草皮；在《我的名字是乔》中，一群失业青年从一辆面包车上偷走足球衫和短裤；在《面包与玫瑰》中，玛雅抢劫了一个加油站；在每种情况下，这些越轨行为都是为了更加道德的动机。洛奇显然同意 19 世纪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当然，另一个来自电影的直接影响也许是维托里奥·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1948）。需要注意的是，洛奇如何通过在影片不同人物之间精确地分配道德，从而把“光”聚集在“典型形象”罗比的身上：在偷取“天使的一份”这个主意之前，莫（Mo）在他们参观过的品酒室内偷走了几瓶酒，上车前被罗比发现。他在试图制止对方的行为时提示说，同行的人可能为此丢掉工作。同样地，是莫（Mo）提出了从威士忌收藏家提供的情报中赚一把的建议，且起初被罗比拒绝了。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罗比运用监狱中听到的关于偷运驴子的寓言，组织一个像模像样的团队在老板面前晃悠，请求拍照留念，以及类似的一系列决策过程，凸显了罗比区别于“猪队友”的组织能力和智慧。在藏酒室，罗比听到的收藏家和安格斯的对话，也涉及偷窃或兑换，这使罗比的“偷窃”被相对化了，至少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恶习”。拍卖会上被众多媒体环绕的品酒过程，变成了资产阶级自我欺骗、真假难辨、丑态百出的奇观——当罗比再次出现，是在拍卖场，在上次他消失的位置，作为知道“真相”的人，看着已经是勾兑的酒，被以115万的高价卖出。和收藏家的对话也显示出他无意欺骗：“（这酒你有多少？）一瓶收藏，一瓶交换，一瓶和朋友喝。”罗比以证明自己非法来源的方式，验证了酒的纯正性。反过来说，他“诚实的卖主”身份的代价，是表露了作为自己人生第一桶金的“资本积累”的原始性。在结尾，为了暗示罗比并非贪婪的无耻之徒，而是只取了自己所需的特定“份额”，影片还让罗比把其中一瓶酒赠送给自己的“朋友”。

在影片开头，通过法庭判决，已交代清楚了酗酒、失业的家庭环境，以及社区对一个犯过微小过失的人进行惩罚对个体可能产生的影响。就像影片中人物所说的：“你爹是个混蛋，你哥是个混蛋，你也是个混蛋，到你这停下了，你不准接触你的孩子和他的母亲莱奥妮。”或者罗比自己向莱奥妮解释的：“他爸上学时和我爸打架，我上学时和他打架，我的儿子将来也要和他的儿子打架，只是为了虚荣，怕在对方面前丢脸。”但洛奇对这种由家族和社区“遗传”的酗酒、暴力行为进行了一种和自然主义的“遗传决定论”相反的理解。他观察到了主人公罗比“长大成人”过程中自我净化的驱动力。通过闪回，我们看到他在街头的暴力行为导致一个无辜者的眼球脱落，但是通过罗比重新见到受伤者时无声的忏悔，影片也捕捉到了他的自省：通过对儿子这个“天使”的责任，他意识到一个人可能对另一个人的生命产生的影响。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洛奇是典型的左翼电影人，但这并没有对他的工作造成限制，他的作品没有预先确定的理论框架或伦理准则。角色的行为是根据对环境的反应来决定的，而不是根据习得的道德来决定的。《甜蜜十六岁》中的人们并没有被定位在电影构想中不存在的善恶尺度上，而是在环境、机会（或缺乏）以及它们的关系中不断地改变的。洛奇展示了绝望的个人如何在解决失业和社区侵蚀等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的同时，诉诸非法的赚钱方法，例如轻微犯罪和毒品交易。不可否认，他对展现一种公认的、符合阶级斗争原理的世界观很感兴趣（就像在《风吹麦浪》《吉米的舞厅》中），但他的作品主要是人道主义的，甚至是人文主义的；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个人故事，而不是构建一个个同一化的政治寓言。

因此，尽管电影《天使的一份》呈现了一个不妥协的、严峻的现实，但也有一些短暂的幽默和温柔，而洛奇的特点是同情地对待他的主人公，并把20世纪社会现实主义中罕见的光赋予他们，而我们在1950-1960年代的“厨房水槽现实主义”中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天使的一份》中，罗比的方法可能是非法和不道德的，但他的动机是体面而富有人情味的，和《甜蜜十六岁》中想让母亲过上更好生活的利亚姆一样，他对新生儿子和妻子的爱显而易见，这使他的带有一定的道德瑕疵的行为被重新定义为“天使”的行为——是导向人生升华和更高境界的必要手段。

与早期接近纪录片的洛奇作品如《凯西回家》等相比，《天使的一份》更具有情节剧的特性，几乎不再有纪录片的性质。尽管业余演员、刻意粗糙的镜头运动仍然保留着，为他的电影赋予一种直接的生活感。但是故事的情节性更强，在紧张的部分使用了大量配乐（尽管也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且拥有近乎机械降神的结尾。在经历了一次“闪失”——警察找茬、两个酒瓶被“猪队友”打碎之后，罗比就像狄更斯的奥利弗一样，终于得到了一笔“巨款”和一份工作，并渐渐走上跟对自己产生败坏的邻居不一样的道路。熟悉“厨房水槽剧”或左拉式自然主义的观众肯定会明白这里洛奇给故事带来的变化有多么显著。对工人“人性”中善良方面的强调、对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的“争取”，甚至结局的“圆满”，这些对尖锐现实问题的想象性的解决，使洛奇作品中的工人身上有更多的“光”。当然，洛奇的稳定性而非断裂性在于，就像他的早期电影《凯西回家》等被批评为在纪录片中添加过多的“虚构”内容一样，他的近期电影可能会被认为在情节剧中过于强调“纪录性”的内容。实际上他只是忠于自己，在现实与虚构、纪录片与情节剧之间寻求着理想的平衡。

总之，与他的许多其他早期作品相比，《天使的一份》这部作品没有那么严峻，有很多喜剧（和一些犯罪情景）来减轻现实主义的沉闷。潜在的幽默，即使是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不仅是一种戏剧手段，而且是洛奇更加坚定的工人阶级体认的产物，这使他区别于和他同期的现实主义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