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8-02

老港正传:重要的从来不是“北京”

1、《男人四十》中的北望神州是在唐诗的吟咏中想象三峡，老港的中国凝视却直指天安门，这是普通爱国与左派爱国的不同。但影片无意于提供一个“奉命爱国不反帝”的“典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港左形象，而是意图在社区和家庭（时代变迁当然参与进来）叙事中塑造一个坚守朴素道德与情感的当代英雄。
2、当我们试图凭借着冷战与后冷战，67与后67，89与后89，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等范畴去想象港左时，又何异于海德格尔所谓使世界如图像般座架于我们面前。当意识形态架构面对生活（当然是一种故事/叙事）失效之际，首先应该考虑的并非叙事的真实性，而是意识形态的效力本身。事实上，影片开篇确实有漫画和图谱的意味——尤其是他们的名字：老左/港、阿佑；但随着“生活的酸甜苦辣”的展开，老港始终坚持的是爱他人，哪怕这他人是“政敌”，哪怕要放弃去北京的机会。这爱他人的情感能力固然来自于社会主义理念，却又何尝具有一点点意识形态的僵死？
3、于是对老港来说，“北京”真的成了一个不断被延宕的梦，以至于他成了“全香港人都去过了只有你还没去”的那个人。但这延宕却非因为欲望与贱斥的辩证，这延宕的过程里实现着对他者、社区的爱。到最后，莫文蔚饰演的新一代开始随机拍摄普通香港人（“我要记录下这些人”），影片以快剪的方式实现“我城我民”的共同在场——老港的左派之爱自然而然地开掘出追求本土公义的新脉。事实上，这或许正是老港左对今日香港最富价值的遗产。老港的最后一场电影放映亦于此相通，我们不再能知道具体放的是哪一部，在《星光伴我心》的深情唱腔中，摄影机缓缓注视着所有“活生生”的、在场的人，而不再对放映本身好奇，因为“北京”说到底已不再重要——更准确地说，北京从未重要过。
4、正是在此，本片与《金鸡》系列有了共通之处，赵良骏不必说抱歉（其实是说：跪舔论滚出）。这部片其实比《金鸡》每一部都好。
5、如何处理故事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图像之间的关系仍是问题。既然是后现代游士，对故事我就仅凭直觉。另一方面，大卫波德维尔将香港电影视为充满对话之场域的做法其实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故事很多、各有精彩，这或许正是香港电影或作为整体的香港文化（如果有的话）的最大特征。对于身处种种矛盾漩涡的“我们”（如果有的话）而言，这座城以其故事s或许能提供独一无二的救助。
6、郑中基唱：“故事里终于可让真理赢一仗”。关于真理，我知道的不多，甚至越来越少，但这句却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作为故事/电影/文学之正义的真理。
7、陈冠中写“我这一代香港人”年轻时读马克思、参加保钓，长大后经商从政、买楼炒股，顺顺遂遂改信了“揾钱教”（大意如此）。说起来，老港正以其反题的形式标识着那一代香港人本可能抵达的高度。既然反题，大抵落寞。不过影片还是给出了happy ending。大概这能使一切看起来不太过落寞吧。
8、我曾经在丽塔是谁？——一份简单素描中提及多位以“反题”式的人物，相对而言，老港既不够激烈、也不够传奇，但所有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以“反题”的形式完成了自己的生命/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