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ari》这个名字从韩语直译而来，意思是水芹菜。水芹在韩国家常菜里到处可见，比如影片中出现，供给教会的紫菜包饭，招待Paul时和烤五花肉夹在一起，带去工厂吃的辣拌芹菜。而对于生长环境，水芹适应性很强，浅水溪泮，耐涝抗寒，暗喻着千里跋涉从韩赴美，再迁徙南部的主角一家。它是来自异方顽强的种子，带着开垦的诗意，从荒瘠里汲取膏腴，季度过了，它又活了。
影片在北美获得好评远远高于亚洲。
引起美国观众共情的原因
从故事层面上，它建构的是一个韩裔美国移民家庭；叙述层上，从更宏大、普遍性角度展现异乡人如何从适应恶劣且孤立的环境；文化层上，之所以如此建构后面将与跨文化身份认同相关的同类型片，作比较来议。但单从故事上，许多第二次人口大迁徙的美国农场主家庭，和七十年代移民潮下来到美国“追梦”的家庭，都能从不同层面找到共鸣和共情。
引起这种普世性的共鸣归功于，导演对影片定位始终非常清晰，不做价值引导和判断。影片尝试挖掘这个国家的农民，或者说开荒者家庭，共通的情绪和感受，引起对过去的回忆，从回忆中产生最广泛的共情。任何国籍的观众都能从中感受到民族精神，广义上的民族。比如在我国的西部开放，或者更近的脱贫攻坚，比如澳洲维州荒地开垦，北部华人采矿史等。拓荒者们都带着“梦”，是淘金梦、美国梦，是以家庭为单位，为下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梦。有自下而上的绝处逢生，也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利好，共通点是人的韧劲和弹性。
展现戏剧化冲突时，比如龙卷风过境、水源危机、农作物滞销、仓库火灾，不同于剧情主导的类型片，叙事上牢牢控制篇幅，景别聚焦在人物身上，舍弃自然、工厂等大环境，以意象化物件取代，比如鸡厂的烟囱、孤零零的铁皮垃圾桶；展现人物特色时也不附着于事件，比如解决水源短缺，只是短短衔接几组特写；农产品滞销，一个定机位大景，Paul搬货物从仓库到车再搬回来，Jacob气急败坏电话背景声，画面上人物动作、音效到台词，节奏上恰到好处的留白。
而在展现族裔和文化的差异性上，只做蜻蜓点水的客观铺陈，不管是台词编排还是道具摆设，都是轻巧的细节。母亲Monica一直营造出坚毅的形象，在看见母亲带来的辣椒面和小银鱼（韩料必备）时，第一次哭着笑说，“您怎么还带了这些”。还有私以为最精辟来自David对突然“入侵”外祖母和她带进来的原生文化，那句“she smells like korea!”/“她闻起来像韩国”。以及，通过小朋友们的社交，对文化“微倾略”的概念作轻微的触碰。它并没有延伸原生文化的探讨，更多是代际之间接纳彼此进入生活，斗智斗勇，异常欢快。
影片的灵魂角色外祖母Soonja便来自于这个由韩国殿堂级演员尹汝贞出演。她的到来，和孙子David以及这个家庭撞击出的火花，消解了这部悲喜剧中过于现实的伤痛，也是她带来水芹菜种子，与题目互文。外婆和韩国传统文化里的外祖母不一样，不会做饭，教小孩子打花牌，爱喝山泉水，蹲在电视机前看wba。
引起普世性共鸣另一个原因，是电影的镜头语言结合亚洲视听风格和美国南部地域色彩。在展现这一家人和陌生环境的关系上，影片通过“缓慢影像”，处理得十分精美。其中一段外祖母带着孙子孙女走进树林的长镜头，从父亲耕作的荒地开始移向灌木，跟随的运动轨迹平缓且舒服。调色上，对南部炙烈紫外线的把控很准确。这几段剪辑，有意在身体形象展现的行动上作延时处理，让乡村生活的“慢”变得可见，使观众有充裕时间可感、可思。更赞的是音效，这段的钢琴、吉他和电子琴合成乐，结合风吹过树林的声音，充溢质朴泥土气息，但又不失轻盈氛围。
阿肯色当地的颜色便是由Paul这个人物来体现。Paul身上带有些宗教原教旨主义色彩，穷苦如他去不起教堂，花上周日一天的时间扛着十字架，蹒跚走完本地的公路。Jacob一家从教堂开车返家，路经问他需要载他一程吗，Paul婉拒，从子女的视线角度，Monica在后视镜里回望的眼神是羡慕和认可。这是他的朝圣，他把上帝背在了身上。许多影迷会联想起九十年代台湾新浪潮电影，简洁明快风格背后，是饱满的人文关怀。这便是MINARI的动人之处，导演的温柔。
穿越共情之墙
即便MINARI从去年Sundance电影节之后大受好评，但依然有许多质疑的声音。一些影评人会将它和2019年同样获得热议的《别告诉她》作对比，认为MINARI在探讨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上，角色本身不足以形成亚裔美国人的银幕形象代表。npr说，我们在Jacob身上反而找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所以另一个维度，MINARI打破了亚裔电影在讲述移民故事的范式，使观众从思考“他们”是谁，转向考虑是否同样也是“我们”的故事。
关于影片引起的移民身份认同的话题，一直是各种学科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身份认同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我们有何差异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我们不同于他们。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银幕作为观众与所处世界的镜子，将自我投射到银幕人物之上，通过对人物的认同获得“替代性满足”。我/我们认为的“我/我们是谁”、自我认知和文化身份，则是对银幕这面镜子产生认同的基础。然而现在社会是更多维度的，不同身份、角色可以同时汇聚在同一群人身上，比如孙女Anne，她是亚裔，是女性，是长女，但也是拥有公民身份的美国人。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认为在如今我们这个多变且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拥有对某一群体的归属感，会让人的内心得到慰藉。但身份认同也可能成为一个陷阱，将我们禁锢于其中或是将我们与他人分隔开来。她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中写道，若是审视任何一个群体，都会发现他们的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而非一成不变的。每个群体都会不断地定义与重新定义自己。
由Tajfrl和Turner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中，个体通过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原则来获得特定的社会认同，是一个从群体内外到异同的框架。但是在地理隔阂拉大、身份政治大热的今天，这个框架也容易让人禁锢其中，将人与人，引起群际间对立情绪。比如在完成群内认同（分类、比较）后，群内积极性并未得到肯定，有可能会引发群体间的竞争。这回到现实就像是，美国白人与美国亚裔间对于抢夺工作机会的异议，当然群体间竞争并不一定导致冲突，但此时此刻的太平洋那头确实正在发生的“Asian Hate”。假设MINARI定位移民和文化认同层面，或许它能通过角色、情节、道具等形成南部韩裔美国人将自己做分类，通过片中角色间的矛盾冲突形成比较，最后以建设性结局来完成群内积极区分，但对于本身不熟悉该群体的观众，帮助形成美国社会其他群体对亚裔的身份认同效果或许与想象不同。
杂志Gaurdian评论员Anthony Kao认为，如果亚裔美国人希望在美国社会中获得“完全接受”，而不必妥协，或为自己的传统感到羞耻。那么，以文化冲突为中心的电影是必要的，但需要更多诸如MINARI之类的电影来讲述美国人普遍性的故事，并同时具备亚裔美国人的演员阵容，让观众（包括非亚裔美国人观众）在银幕上找到真实形象的代表。这是因为，获得认可不仅是让别人知道这个群体的挣扎，而是在理解了挣扎之后，能产生与这个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空间，并且不再将这个话题视为个体的挣扎。争取代表性可以解决前者，（不必为传统感到负面情绪），但不一定解决后者，（获得普遍性的社会身份认同）。
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荣休教授阿利·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在她的新书《本土的陌生人》提到，我们要穿越“共情心之墙“/empathy wall。全球隔离的环境下，有形的墙增加了，可是光纤和社交媒体同步加深无形的隔离墙，它可能成为群体间互相理解的屏障。我们找到更深层叙事/deep stories self，也就是感受性叙事。呼吁不同群体间换位思考，不再转述事实，而是更多去描述个体对事实的体验感受。
这就像MINARI中对南部基督文化、气候阳光、教会生活的转现，包括Jacob最终决定用当地土办法找水源，何尝不是一种对打破移情隔离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