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7-21

第三度嫌疑人:审判真相

有一天,是枝裕和在和一位律师朋友聊天时,谈到日本的司法问题。那位律师朋友说:“我们其实并非真的在意找到事情的真相,这才是问题所在”。是枝裕和随后问道:“那你的工作是在做什么呢?”他回答:“我们为有利益冲突的双方作出相应调整。”
这位律师对日本司法的表述显然与普通民众的认识大相径庭。不管现实如何,多数人仍然相信:法院应该是寻求真相、维护正义、公正判决的地方,而不是讨价还价的菜市场,尤其在刑事诉讼案中更应如此。这激起了是枝裕和的社会想象:如果有一天,律师真的想知道事实真相时,将会发生什么呢?《第三度嫌疑人》(以下简称“嫌疑人”)便是对这一想象的回应。
一、逼近真相
在杀人犯三隅一次又一次地篡改口供之后,我们不仅对三隅失去了信任,也对所谓的真相产生了怀疑。真的有真相存在吗?真相难道不是一个又一个摸象盲人的傲慢与偏见?难道不是电影《罗生门》中剑士、僧人、女子的各执一词?确实,不少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用“罗生门”这个词来评价它,真相又一次跳起了迷人耳目的舞蹈。
然而,《嫌疑人》对真相的探讨与《罗生门》之间毕竟还有些着差异。《罗生门》的杀人真相完全消解在了不同目击者差异化叙述中,令人莫衷一是。而《嫌疑人》的杀人真相则牢牢地掌握在三隅的手中,只是被他先后以各种目的涂抹,把自己的委托律师重盛及一众人等折腾得团团转。
三隅向委托律师和媒体记者先后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杀人动机:有长期策划的蓄意杀人、有临时起意的抢劫杀人、还有受被害者夫人指使而杀人等等,最后甚至还否定了杀人的事实。作为对真相一无所知的观众,我们只能像律师重盛一样完全被三隅牵着鼻子走,尽管期间有反抗与挣扎,但最后的胜利者还是那个被判处死刑的三隅——被判处死刑也是一种胜利。
但是在影片结束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摆脱三隅的控制,对他的一系列口供进行梳理。其实,电影中三隅杀人的真相并不那么地难以捉摸,导演也没有把真相彻底地掩盖起来。只有当我们逼近真相之后,才能厘清整部电影精妙的推进路线,理解三隅投放迷雾弹的动机,以及它与各方力量荒诞的博弈。
电影中,给出揭秘真相钥匙的,不是三隅而是咲江。咲江的“人设”,即是在沉默与说出之间摇摆,最后道出真相。三隅作案时的残忍手段及在会面室的彬彬有礼,其实都表明他与周围人辽远的心理距离。但是女儿却一直是他心里难以消弭的惦念与软肋。电影中颇善“表演”的三隅唯一一次真实的情绪失控便是在得知律师去找他女儿作为求情证人时。他愧对自己的女儿,也与女儿断了联系,不想让他人因自己再去打搅她。
在此情形下,高中生咲江偶然地成为了三隅女儿的替代者。一个冬日,他与咲江在河岸边用雪堆了一个蛋糕。几天之后,他给当年免除自己死刑的法官写了唯一一封明信片,其中除了对老法官的感谢以外,还着重谈及了过去与四岁女儿用雪堆蛋糕的事。并且与这段明信片独白相对应的的画面,正是三隅与咲江在雪地里打雪仗。“用雪堆蛋糕”不仅是事件的重合,也是咲江与三隅女儿身份的重合。此外,与亲生女儿对三隅的排斥不同,咲江对他有更多的认可与同情,她远离自己的故乡川崎而前往三隅的故乡北海道读大学,即是这一认同的表达。
那么,当一个父亲得知女儿被别人强奸之后该怎么办?若没有法律的拘束,必是杀之而后快!甚至连律师重盛也认为,“这种人被杀是理所当然的。”很不幸,咲江被强奸了!还是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多次强奸!这个时候,视咲江为己出的三隅做了一个父亲(本能上)该做的——杀死咲江的亲生父亲。咲江与三隅彼此间的心理十分默契,咲江虽未明确示意,但三隅领会到她想杀生父的想法。咲江曾一度幻想着自己与三隅一起杀死了亲身父亲。
围绕着这个真相,我们就可以拨开三隅所释放的各种烟雾弹,看清其所作所为的背后动机。其一,为了避免警方对咲江纠缠,三隅杀人后并不想跑,早早地付清了房租并处理了家鸟,等待着警方来抓;其二,为了惩罚对女儿被丈夫强奸视若无睹的母亲,三隅炮制了受其指使杀人的谎言,并在律师面前假意默认自己与她发生性关系;其三,为了避免咲江在法庭上为救自己而说出自己被生父强奸之事,三隅在审判过程中临场否认自己的杀人事实,使咲江的证词无用武之地。
二、司法真实
那么,电影是否只讲述了一个用私刑惩罚恶人的“好人”,最后无奈被公刑判处死刑的事呢?远不止如此。电影不仅在“大费周章”地掩盖历史真实,也展现了历史真实与司法真实之间的一场荒诞的对话。
电影中的司法体系,可以分为三方力量:一是律师,二是检察官,三是法官。总的来说,律师处于叙述的核心地位,重盛是整部电影节奏的带动者,大部分镜头都是围绕着他的视角展开。检察官与法官的出场,都是以重盛与他们的接触为契机。这些都于是枝裕和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相吻合:如果有一天,律师真的想知道真相时,会发生什么?
01律师
三十多年前,重盛律师的父亲(时任法官)免除了三隅的死刑。因此在三隅眼中,重盛决不只是一个委托律师而已,还有着复杂的心理位置(见述后文)。作为一名资深律师,他已有着自己成熟的职业认知,其首要的甚或唯一的一点就是: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换言之:律师不是为正义而存在,而是为利益而存在。在此信念下,对真相的揭示和与犯人的理解都是无关紧要的。
第一次与三隅面谈后,重盛就熟练地布置起了自己的战术,争取将抢劫杀人辩护为先杀人后盗窃,之后又往仇杀的方向寻找线索以进一步降低刑罚;在得知三隅受指使杀人之后,他又积极地准备把三隅辩护为从犯而将社长夫人推上主犯的位置,并向法官申请将一条语意含糊的短信作为呈堂证据。
有趣的是,当重盛在为三隅收集各种证据开脱罪责时,他也不期然地向真相靠近。不是对真相的执念让他靠近了真相,而是委托人的利益让他靠近了真相。然而,在靠近真相之后,他逐渐意识到看似简单的抢劫杀人案背后,却隐藏着曲折复杂的隐情。重盛的好奇心被唤醒,开始对三隅杀人的真实动机产生兴趣。特别是与三隅的父亲身份产生共振之后,重盛开始试图理解三隅这个人。他逐渐走出了律师的角色,以人的处境,以父亲的身份,来琢磨三隅。
02检察官
在我们的想象中,公诉检察官几乎就是正义的化身。电影之初,那位女检察官给人的印象也确实如此。面对“唯利是图”的重盛律师,她说出了我们也一直想说的话:“你这样的律师,只会妨碍罪犯面对自身的罪行。”但实际上,检察官们同样缺乏对事实真相的兴趣,她凭借着“杀人偿命”的原始信念,臆想着足以致罪犯于死地的“真相”。最后,在面对三隅翻供时,因所期望的死刑判决已内定成立,她也“妥协”地表示不再重新来过。
03审判员
是枝裕和的律师朋友说:“我们为有利益冲突的双方作调整。”但在电影里,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的还是审判员。在正式开庭之前,审判员将律师与检察官召集在一起,事先确定法庭上所要辩论的要点和无异议的共识。一切似乎都要在审判员的掌控之下进行。当三隅在法庭翻供没有杀人时,这无疑超出了审判员的预设的表演流程。结果,三隅的翻供不仅没有让他获得减刑的机会,反而因损害法庭威严而加速了被判定死刑的进程。审判员对真相不感兴趣,他只想尽早完成一个结案指标。
在法院的小会议室里,几个彼此示意的眼神,大家便默契地“妥协”了。在这种妥协的背后,正是老律师摄津所说的,“虽然立场不同,但大家都坐在一艘叫司法的船上”,三隅的翻供触及了司法体系的尊严(荒诞的尊严)。结果便是,这里(法院)谁也不说实话。
三、审判
这部电影最深层讨论的,恐怕不是一个杀了强奸犯的“好人”被叛死刑,也不是日本司法体系的弊端(这部分内容有硬伤,不算成功),而是对“审判”或是“人审判人”的探讨,这个“审判”可以是司法层面的,也可以更宽泛的人际评判。
要进行审判,就需要一套审判的标准,这种标准的典型代表就是法律:对各种罪行进行定量裁决。但是,仅有文字上的法律是不够的,它还涉及到审判者对标准的理解与运用,特别是对潜藏于犯罪者行为下的动机的理解。
三十多年前,重盛的父亲之所以免除了三隅的死刑,是因为当时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犯罪是由社会造成的。因此当时的律师就从他小时候的创伤经验、贫穷、高利贷逼债等外部因素为其辩护。重盛的父亲颇以为然地支持了这样的辩护。但如今,重盛父亲逐渐改变了这样的看法,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文学而不是科学,特别是在得知三隅再次杀人之后,他不禁为自己当时未叛三隅死刑而后悔。
重盛父亲现在认为:杀人的人和不杀人的人之间,有一条很深的鸿沟,是否能跨越它,出生时候就决定了。他从之前的后天社会决定论,一转身成为了先天宿命决定论。重盛原先认为父亲这一言论是“傲慢”的,但他之后也逐渐接受了。他后来支持了三隅所说的“世界上有那种没有被生下来才好的人”,人是被挑选着的,与自身意志无关。(这种宿命论能在科学的基因里找到依据,但“杀人基因”通常也只是让你更可能成为杀人犯,但不注定成为杀人犯,后天的社会环境仍有影响力)
这里还牵扯出另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如果杀人与不杀人在出生时就决定了,如果世界上有那种没有被生下来才好的人,那么它又是由谁决定的呢?由谁挑选的呢?这个“谁”,在基督教眼中或许是上帝,在佛教徒中或许是业报,在伊斯兰教中或许是真主,。但是,是“谁”并不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挑选注定是不公平的。
如果说,常人对于神的先天性判决难以置喙;那么,我们至少还有权利谈谈人的后天判决,即人对人的审判。在遭到神的不合理的判决之后,最后的微薄希望便落在了人间法庭。然而,这个历经了摩西十诫、汉谟拉比法典、罗马法的人类法庭,在多数时候都是不公平的。即便在现代,虽然法律条文的缜密性、公平性在不断加强,然而敲动法槌的人仍然和刚被摩西领出沙漠的犹太人无甚区别。他们或许有冷冰冰的律令之外的人情,但它们也有与人情相拌和的感性、偏执乃至自私。
三隅认识到,自己就是“那种没有被生下来才好的人”,他总是在伤害着周围人。他不仅被神作了先天的判决,也要接受人世的后天判决。他自始自终都是一个被制裁者,被挑选者。然而,长期的压抑与被制裁,也酿成了他心底的反抗,对重盛父亲那般生死予夺的制裁权的觊觎。于是,他在自己所饲养的鸟儿身上实施他的生死制裁——杀死了五只,放走了一只,而杀人则是这种制裁权的最高体现。
在三隅这里,制裁的乐趣就是拥有控制权,让一切都按着自己所预设的步骤进行。所以,表面上看,三隅是被关在监狱里再次等待法院的制裁,但实际上他却以自己的死刑判决为祭品,以不断修改口供的方式,施行着对律师、对检察官、对审判员的制裁。他让律师陷入辩护的窘境,一切的法庭战术都被付之一炬;自称追求真相的检察官在法庭上也是处处被动,而审判员最终也只能浮皮潦草地收场。三隅在自导自演的闹剧中展现了司法体系的脆弱与荒诞,它的正义、威严与荣耀,都被扔在了烂泥地里。
三十多年前逮捕三隅的渡边以及三十年后面对三隅的重盛,在评价三隅时都用过这么一个词:容器。所谓容器,即是空无一物。他不断地否定修改,让本质的标签难以着身。人们在他身上仅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检察官看到的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暴徒;八卦记者看到的是他与社长夫人的花边新闻;咲江看到的是一个被亲生女儿舍弃的父亲……正是这种难以名之的容器形态,使人们难以在“三隅是……”之后填上实质的评价,使法律也失去了实质的判决对象。就像电影最后所展现的:三隅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无法与他者重合的镜像。


第三度嫌疑人三度目の殺人(2017)

又名:第三度杀人(港) / 第三次杀人(台) / Sandome no satsujin / The Third Murder

上映日期:2018-03-30(中国大陆) / 2017-09-05(威尼斯电影节) / 2017-09-09(日本)片长:124分钟

主演:福山雅治 役所广司 广濑铃 满岛真之介 市川实日子 松冈依都 

导演:是枝裕和 编剧:是枝裕和 Hirokazu Kore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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