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12-24

荆轲刺秦王:被腐朽湮灭诗史

在《霸王别姬》的成功之后，陈凯歌迫不及待的投入了他的史诗梦想之中，完成了迄今为止华语电影唯一的一部史诗《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陈凯歌把这一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搬上荧幕。
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为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雄心壮志的秦王嬴政，一直致力于统一天下的大业。当时战国七雄中的燕国，为嬴政的心腹大患，为帮助他早日完成心统一霸业，和嬴政亲梅竹马的赵姬，冒险到敌对的燕国卧底，假意策动刺杀嬴政的计划，如此一来，一旦东窗事发，秦国便有了出兵攻打燕国的借口。但是在这个计谋得逞之前，嬴政发现了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嬴政并非先王的亲生儿子，他的生父事实上是当时的宰相吕不韦，嬴政知道后又恼又怒，将生父吕不韦刺死，母后流放异地，为了永绝后患，他打算将所有知道这个特惊天秘密的人赶尽杀绝，因此，秦军攻打邻近的赵国，捉拿知道真相的樊於期，但嬴政攻打赵国却违背他对赵姬的诺言，在赵国境内滥杀无辜，连手无寸铁的孩童也不放过，这种种暴行令赵姬难以忍受，于是她改变初衷决定假戏真做，与燕太子姬丹合谋策划刺杀嬴政的行动。
执行这项任务的人选是著名剑客荆轲，荆轲当时早已厌倦刺客生涯，想要归隐山林，但最后仍答应为此重出江湖，历史上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此展开。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陈凯歌，《荆轲刺秦王》延续了《霸王别姬》对于历史和个人关系的反思，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每个人身上都透露着理想主义，秦王为了能让秦国同一列国，丢掉了尊严，放弃了爱情，扼杀了亲情。荆轲为了能天下天平，更是为了不再有屠杀赵国儿童的悲剧再次发生，毅然决然的走上了不归路。赵姬为了爱情，他放弃了容貌，为了自己的国家，将青梅竹马的嬴政视为了仇人，更为了天下的百姓不再生灵涂炭，将自己的爱人作为天下统一的牺牲品。
这些角色都在陈凯歌的精神灌输下，融入进整个电影的主题的反思中，《荆轲刺秦王》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整个影片故事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如何描绘一段真实的历史上。
在这部影片中，陈凯歌在大的历史方向没有变化的前提下，融入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反思，让人从中揣摩到他作品中深藏在潜意识里对人性酸甜苦辣的思辨，陈凯歌骨子里总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热情，电影成了他抒发个人志向和感情的独特视角，并以此来引领观众看待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荆轲刺秦王》是这样，《黄土地》、《霸王别姬》、《和你在一起》都是这样。
《刺秦》的深度和史实厚重感在中国古装大片里几乎是无出其右的，亮点颇多，在叙事手法上、主题、人物、视效方面也都是屈指可数的。《刺秦》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也难有类似作品能与之比较，唯独差一步就可以成为史诗的《投名状》与《刺秦》可以勉强对比一番，比起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我更喜欢这部《刺秦》。
深刻的主题和宏大的叙事背景，无疑是史诗巨著的必要元素之一，本片最为优秀之处，就在于陈导用复杂又极具吸引力的人物关系，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换，让人为之侧目。
《刺秦》是中国最有生命力的电影之一。这部电影的生命力体现在诸多方面，无论是在故事结构、人物结构、导演拍摄手法乃至于技术上的方方面面。生命力的旺盛则表现在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部电影都会有所新知，这已是一个极高的境界。这一切我想应归因于《刺秦》的结构、镜头运用乃至人物表演都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每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表达。所以当它们融合在一起时，便有了历史的宏大和矛盾。
《刺秦》为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个视角反本国多年积存的将重心放在荆轲身上而转向了秦王嬴政身上，它向我们提出了那么一个问题：当天下的兴衰存亡都聚焦在了这个王的身上，这个王如何去承担这一历史大任？所以，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只是这背后的宏大命题的承载者，而陈凯歌导演和王培公也就为赵女设置了如此重要的戏份，这是一个象征，是传统中一直提到的善和人性的象征，也正是这个象征映出了秦王嬴政在历史大流下慢慢被异化的状态。但是，《刺秦》的宏大和矛盾显然不止于此，在已属十分难得的“异化的秦王”之上还有更深层的命题，这一命题也展现出陈凯歌导演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责任感，这也是他“改变某些史实”的原因，因为他着眼的不只是“还原”，而是抓出时代的本质。而这一命题实质上并不是一个命题，不是一个结论，它是一种状态，一种中国历史传统天下观的矛盾状态，“天下”的矛盾体现在嬴政、荆轲、赵女乃至吕不韦的争斗中，他们的身上都被烙上了战国不同国家的印记，却都有一个“天下”观念，嬴政、吕不韦的天下需要用武力扫平再重建，历史也证明正是这样的毁灭再重建促成了本国两千多年的大一统；荆轲、赵女的天下将中心放在了其承载体“民”之上，贴近人性却永无法促成“天下”的统一。这是中国两千多年所一直背负的矛盾，在中国人特有的天下观之下，有着不同的完成方法，历史的大流偏向了嬴政，而嬴政却是在血肉的簇拥下走向统一。这是一个中国人永远无法解决的大我与小我的矛盾，而《刺秦》正是将这一宏大的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不去解释或结论，只是展现，暗含褒贬又无可奈何，中国“春秋”历史精神跃然心头！
嬴政这个人物总是惹人深思：他是千古一帝，却也是“第一凶手”；他怀有儒学的“天下观”，却不得不以法家制国，将法律凌驾于人性之上；他有七情六欲，历史却容不得他的“小我”，让他永远成为一个符号。嬴政这个人物的矛盾依然是中国历史传统中不能跳过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于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雄心有能力的人，历史却只要求他做一个象征。本国文明，依附于黄河长江流域，而因此最受自然之影响，秦淮一线成南北不同之文化，长城内外更是出现全然相异的生活状态，又因本国地处一非常之地，梅雨、水灾、风沙、干旱各自然灾害对地处大陆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影响甚大。这样的环境要求本国必须内部融合以成一强大之中央政府，方能保民御灾，秦之大一统，实为不可逆之狂潮。然生产力之发展促成秦之废封建而行郡县，郡县长官实为自治，也因此，中央之强大政府之实际效用不及其强大象征作用，帝王更是这一象征作用的实际承载体。所以，“礼”和知人善任是对帝王这一象征唯一的历史要求，而嬴政显然不止于此，他的矛盾早已从他出生便决定，他是一个喜好在平民和贵族之间的人物，也是一个旧世界最后一王和新世界最初一帝，所以，他不只是那个象征，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他每事必躬行，也亲自上战场，这却是他与“天下”的矛盾之处，是人本身与社会的矛盾。所以，嬴政这个人物一定是本国帝王中最有意思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最复杂的帝王形象，陈凯歌的设置与李雪健的表演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