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枪手》根据2014年STIC亚洲考场作弊案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影片兼具青春气息和犯罪悬疑氛围，在丰富的视听背后展现了社会批判和成长解剖的残酷过程，同时又涉及了贫富差异、机会不均、考试模式僵化等社会话题，从而对泰国阶层分化和教育问题进行反思。

《天才枪手》具有一般犯罪片所讲求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也就是各司其职，因此人物塑造就显得非常重要。首先，人物出场循序渐进，十分钟一个主要人物出场，同时伴随着一次小高潮，这种高潮主要是通过三次考试的惊心动魄来实现。小琳和格蕾丝起初只是因为友谊关系而作弊，而随着小巴的出场，作弊从友谊关系上升到了利益关系，并且导演给小巴的第一个镜头是其跳进游泳池里激起了巨大的水花，也就寓意：“他的出场必定会激起很大的波澜”。小巴的出场也使影片有了阶级关系的探讨，如果说从小琳进入贵族学校开始就有这方面的暗示，那小巴的出场就是直接将阶级关系的问题搬到台面上来进行展现，而班克的出场让这种阶级差异越发明显，人物之间的张力、关系和矛盾也随之加剧。其次，人物的出场方式展现人物性格特征，同时帮助影片叙事。第一是主人公小琳，影片出场就展现了其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惊人的才华，为后续人物作弊的顺利进行而铺垫。第二是热心善良的格蕾丝，导演在整个影片中几乎都是用小琳的主观视点来描写格蕾丝，从而凸显格蕾丝对小琳的重要性，为人物作弊行为埋下心理动机。在贵族学校收获的第一份友谊使小琳无法拒绝格蕾丝的请求，并且在考场上主动帮助格蕾丝作弊。小巴的出场让以友谊为基础的作弊行为附加了利益的色彩，在友谊和利益的双重驱使下，作弊行为开始顺理成章的发展。班克出场于昏暗阴森的洗手间，一方面是对其内心世界的一种暗示，心理素质的不足，一方面为之后在悉尼的洗手间被抓形成呼应，除此之外，介绍了班克记忆的强大，是对其作弊能力的展示。班克在影片中始终以一种亦敌亦友的角色出现，彼时以小琳、格蕾丝和小巴为核心的三角形利益链开始不稳定，并且随着作弊难度也是节节攀升，影片的矛盾冲突不断，戏剧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强化。

影片矛盾的建制和解决接连不断，增加了影片的戏剧性。影片中主要有考场内外两个方面的矛盾，考场内与监考老师斗智斗勇，考场外则是家庭矛盾。首先，考场内外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相互影响，相互牵制。导演在影片的前半段重点表现了第三次考试，由于试卷的不同，导致作弊难度升级也就是影片的矛盾升级，主人公未能成功克服而导致矛盾解决的失败又引发了家庭矛盾，一层矛盾未解决，一层矛盾又起。奖学金和出国无望，父女关系面临考验，作弊辅导班的利益链戛然而止，与班克矛盾激化。其次，矛盾的建制和解决最精彩的莫过于悉尼考场和地铁站十分钟的追逐戏。考场内惊险不断，班克趁机勒索，随后又被抓，这些给小琳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智商压力；地铁追逐戏，导演运用双线叙事，将泰国和悉尼两地情况的紧迫性进行交叉剪辑，使矛盾升级加剧，如在泰国的父亲和悉尼的考官都在寻找小琳的下落。最后，导演对于矛盾解决的契机设置的十分巧妙，虽然有些略显刻意和不符合事实。比如钢琴指法、小琳打算拒绝小巴时对时差的发现、在地铁站的尽头快被悉尼考官抓到时，零食机和行人的出现，都是服务于剧情需要。

通过对多种视听元素的运用来放大细节。首先，音响和古典乐参与影片叙事,也是影片有了诗意的美感。导演将一些微妙的声音，如秒针走动的声音、铅笔涂卡的声音、翻试卷的声音，甚至是呼吸和心跳的声音进行放大化，一方面是对情况紧迫性的描写，一方面是对人物心态的外化，并且导演给予特写镜头来表现，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视听感官。导演运用古典乐来表现人物心态的变化、人物关系的张力和作弊的行云流水。如在表现小琳和班克只有一个人能拿到新加坡奖学金时，导演运用古典奥地利歌剧和快速变焦镜头展现人物心态和亦敌亦友的巧妙关系；通过比较轻快的《致爱丽丝》和《土耳其进行曲》以及交叉剪辑来表现小琳、格蕾丝、小巴第一次“互惠互利”的成功合作。其次，导演多运用低机位景深镜头、慢镜头、变焦镜头展现人物关系。低机位景深镜头的出现都伴随着对称构图，如在校长宣布小琳和班克竞争留学资格的场景，校长置于景深处，小琳和班克分别置于画面的两侧，充分展现了人物之间的对立关系和三角形的人物关系张力。景深镜头的完美运用在小琳第三次作弊失败后，校长在办公室门口追问时的情节，同一空间里小琳置于右前景，班克置于左侧中景，校长置于画面中心，右后景是小东，充分展现了人物关系的对立，即班克和校长VS小琳和小东。再次，通过推拉镜头、变焦镜头和考场内的场面调度实现镜头内部蒙太奇。考场内作弊时的巧妙配合。最后，导演通过影片的节奏型剪辑、交叉剪辑和镜头快切来表现情况的紧急性。影片节奏紧促，观众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叙事方式的多样化。首先，导演运用插叙制造悬念。在每个人物出场之后，紧跟着就会插进“审问”的情节，一方面可以增加叙事悬念，引发观众思考，另一方面是人物内心想法的折射，以此来映射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张力。事实上，插叙只是导演玩的“小把戏”，当“审问”环节的“真相”被揭露时，观众有种被戏耍的感觉。其次，导演用所谓“麦加芬之谜”来推进叙事。影片中的“麦加芬之谜”即出国留学。出国留学是促使人物作弊的主要动机，成为影片情节推进的重要线索，但最后小琳和班克都没能获得或者争取到出国留学的资格。与此同时，相比格蕾丝和小巴所获得的，或者可以说用金钱交换来的要比“高智商的寒门子弟”多得多，班克除了钱，几乎一无所有，小琳坚守了自己的原则和道德底线“金盆洗手”。最后，以格蕾丝和小巴为代表的阶级，以小琳和班克为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对比十分明显。格蕾丝和小巴，富有家庭、家庭完整、作弊后没有处罚、最后成功出国留学；小琳和班克，贫苦的单亲家庭，作弊承担处罚（没有留学资格相当于失去了梦想和希望）、没能留学美国，甚至误入歧途。

整部影片传达了阶级观念、家庭观念、教育观念以及教育体制等问题（从第一次期中考试时，导演就暗示了关于教育体制的问题，老师不好好授课，考试出难题是为了课下赚辅导费，这成为学生作弊动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小琳和班克，一个为爱收手，一个为爱坠落。就像班克所说：不管你对生活如何诚实，它都会对你撒谎。班克始终更贴近现实而又困于现实，这是他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