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枪手》根据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亚洲考场作弊案改编，讲述了出生平凡的天才少女琳在进入贵族学校之后，在钱的吸引下，开始以作弊赚钱，并越做越大，最后在一场国际考试的“险象环生”和同行者班克的被抓住之后，觉悟到自己做错了的故事。
整部影片给我最大的一击在富豪家庭出生的小巴把垃圾场的事情说漏嘴被班克一拳击倒在地的这一瞬间。
借讲考试作弊之名，谈的又是异常沉重的贫富差距问题。
早在路遥的《人生》当中，五六十年代贫民、底层对于富者的道德上的优越感，对自我的肯定性的指认已经有溃败之势。现如今，“仇富”则大约是成了一种病症。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有钱人是没什么过错的，就算投胎技术好，那也不算是什么过错。自然也少有人去纠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否掠夺，因为那也是不关“二代”、“三代”们的事的，“原罪”这种说法在中国不是过时，而是根本没有过，况且又健忘。
富是没错的，一如穷。
富，没道理不显示出来，虽然大多时候显出来了，早已被贫穷限制了想象的吃瓜群众也不能识货；再者，就算为了照顾作为“最被牵挂”一员的你的心情，藏着掖着，气质终究不同，一如赤裸裸的后来的人生。炫富呢，至多只是年轻气盛，还不懂得“财不可外露”的“哲学”，不过这“哲学”是否也是穷人的创造物毕竟是穷人所无法知道的，姑且这样认为。
所以，“仇富”是不必有的。
“富”同“富者”的行为也不可混为一谈。小巴为了自己通过走向美国的考试而不会被爸爸“掐死”一类的，指使人对班克大打出手，致使班克错过了奖学金考试，错失去对于自己而言百年难遇的全额奖学金去新加坡留学的机会。周三那天看完电影之后，气闷不过，便觉得贫富本身看似没有对错，可是有钱人大抵是要为了更有钱，甚至更有权，以谋求更多的钱和权的。不仅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成了富人，只能越发不仁义。这就又要崇拜起古人来了，不是早有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吗？不仅是发议论，例子也是有的，贤者大多穷，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回君以贤著称，不就因为吃的不好，喝的不好，住的不好，还乐呵呵的吗？然后呢？揭竿而起，惩恶除霸？才不是。一番大肆“仇富”之后，个个都该住陋室，然后大呼“何陋之有”以明己志，毕竟“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可见古人之见因为迷信于简单的归纳，除去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惹恼富者中的良善者，对穷人也是无益的，培养些“顺民”、“良民”倒是便利。
不过，据说，现在美国好像也有研究讲“为富确实不仁”，说是财富的增多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会降低一个人对他人的依赖感，进而降低其同情心。这让我想起有一个韩国的偶像在节目采访中说到自己家的游泳池，别人惊讶地看了他，他说了一句，“难道不是每个家里都有吗？”看到是真的看到的，不是瞎编，虽然看上去可信度不那么高，就像S在读的希罗多德的《历史》，真的也并不是那么荒谬的。强者对弱者，相较于弱者对弱者少同情心，可能确实比较普遍，但也更可能是因为人家压根儿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弱啊。何况，弱者为弱者洒的泪水里面，哪一颗是为自己，哪一颗是为对方，也不容易分清。《铸剑》中的黑衣人就说“同情”是“受了污辱的名称”，鲁迅所指是为旧社会的资本家“成了放鬼债的资本”，如今也不要轻易宣扬吧，免得被“自怜”给污辱了。
富而行不仁不义之事当与穷者同。穷人也最好少拿正义当幌子，不是为了富人的声誉着想，而是一来，企图用道德完全规约富者的这种想法还是天真了些；二来，难免造成自我遮蔽。与S见面，不过说了不多时的话，她突然一脸认真地说我最近看上去对“穷”怨念很深。我说我是觉得不公，义正言辞的。
正好，下午就又看到鲁迅先生《非攻》中有一段关于墨子和虚构人物阿廉的对话：
“我不干了。他们言行不一致。说定给我一千盆粟米的，却只给了我五百盆。我只得走了。”
“如果给你一千多盆，你走么？”
“不。”阿廉答。
“那么，就并非因为他们言行不一致，倒是因为少了呀！”
在《墨子》原文中，墨子最后的原话是：“然则非为其不审也，为其寡也。”
想起我和S感叹说最近一直气不顺，就去图书馆找书看，结果扒出了一本因为太过受宠而早已没了封面的《嫌疑人X的献身》。看着S迷之一笑，正以为她和我有同感，想说明理由——矫情自诩生活方式都太精神化了——她扔过来一句，“因为穷！”
非为己之贤也，为穷也。
怨念多的根源也是如此。
非为其不公也，为穷也。
弱者易于矫情，矫情的人大多擅长占据道德制高点，虽说于人无害，你又不能真的阿Q一样，以为骂人一句，就能让人家掉一块肉，就是掉一块钱也不行；对自己的伤害值也不小，混淆了“自怜”同“为正义”，不是自此笃定“为富不能仁”，在埋葬掉高老头之后，走上野心家的道路；就是顾影自怜，堕入自怨自艾中，不是为自己的倒影迷醉了，倒要自暴自弃，终于成了“百姓的代表”，最后是要举起拳头打向吃了榆叶还要嗷嗷叫的“小畜生”们的。
那么，“不公”是不能说了吗？一来，还有比你更穷的，不必破罐破摔；二来，“行义”也是不必的，“劳形苦心，扶危济急，是贱人的东西”，道德是弱者的发明，为的还不是要摆脱那“寡”，又说什么为了审不审，义不义？
在鲁迅笔下，伯夷是庸常卑琐了些，叔齐是迂腐了些，端端守着个“不食周粟”，虽然也是到了首阳山才坚守了起来；但说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他们在吃的薇，不是我们圣上的吗”的小丙君和学起舌来的阿金姐，以及后来恍恍惚惚总觉得看到伯夷叔齐在石壁下“拼命的吃鹿肉”的“下民们”不过是以消解“不食周粟”所代表的某种原则和英雄形象来确立和巩固自身庸常处世态度的合法地位。鲁迅也是在消解的，所以伯夷和叔齐也并非其理想之人格，但两者的指向不同，鲁迅指向怀疑“不食周粟”所包涵的君本位的思想（同样是质疑某种中国传统思想的篇目还有《出关》、《起死》等），在这点上伯夷和叔齐同看客们无异。这也并不是说没有差别，或是何者更甚，反正都不怎么样，在不同情境下的危害也各不相同。就拿伯夷和叔齐的不同来说，对于旧有的那套“制”的信仰要比伯夷这个只关心烙饼的小生活主义者更真诚的叔齐是很容易让我这个经常会矫情发作的人更喜欢的，但往往其对于变革所产生的阻力也要比伯夷大得多，这就是“顽固”的遗老，伯夷是随风飘摇的“遗老”。
进一步推至《故事新编》的整个集子，鲁迅怀疑之剑更进一步指向的是革命者革命的有效性（如《铸剑》中复仇者和暴君在同一祭桌上享受百姓的祭礼），“正义”的真实性（如《采薇》中的周武王之出征）……
因而，总不能因为某个人的庸常就否定对正义、公平追求的存在吧，那只能说明自己是庸常的。鲁迅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确实频频怀疑辛亥革命的有效性，但我想，就算他对革命本身怀着绝望的想法，一如他对整个人生的虚妄的判断，他也总是选择去抵抗绝望的。他觉得“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力量实在单薄”，“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看到了他们的贫弱，还被无理攻击，却并没有完全否定“革命文学”；虽然在左联的会议上泼凉水，也是去了不是。
所要做的，大概是如眉间尺出门前，母亲对他说的——
“你从此要改变你的优柔的性情，用这剑报仇去！”
要报仇，是要用利剑的，包括思想的利剑。祛蔽，指向明确，就如正义的真实性确实是可以打量的，不公也是可以质疑的。《天才枪手》中班克作为一个再老实不过的人，却被生活所欺负，一开始的小琳从人及己，想到的是不要再埋头苦干，要用自己的天才去破除出身所带来的局限，甚至挤进更高一层的阶级。且不论她的做法道德与否，她认同物竞天择的观念，把由自己的天才所铸就的利剑指向制度的漏洞，并为之竭力去争取，这一点是不易的。但比起讨论其行为之道德与否更值得关注的，可能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实际约束作用的有效性。班克一开始是一个各方面都很符合要求的模仿生形象，而整部影片从最后的指向上来看也是在倡导“诚实”这一品质的（虽然比起前面的那么长篇反面叙事有些无力）。而在小巴，道德的约束性则不那么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从不同的角度看原因可能不尽相同，但如果从制度出发，是不是可以说，是因为处于社会底层的班克在违背道德规范的时候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出身富贵的小巴要大得多？正如在张天翼的《包氏父子》中，小包为了讨好自己的有钱人同学郭纯，动手打了人，把人打成了重伤，结果，最后他被开除了，欠了一屁股债的老包还被要求赔偿，而指使者郭纯却只是被记了过草草了事。人都是有适应性的，班克的道德有一方面就是长期所处的环境所塑造出来的。再反过来讲，如果说富者和穷者双方虽然道德养成的过程不同，但都已经养成，这个时候，何者更易于违反道德规范呢？后者。因为，相比之下，在物质上更丰裕者在现实中所需要做出的妥协是更少的。以上判断可能是有偏见的，不全面的，但付出道德和智慧上的努力，才有可能祛除个人情绪所带来的遮蔽，让“复仇”有着力点，从对“无物之阵”的虚妄感中挣脱出来，勉力挥动手中的剑。另外，天真是要不得的。不能再做只带走了围巾就摔门离家而去的娜拉了，我们所想要的，无论是更多的经济权还是公平，或是别的什么，既有的社会秩序一定是要推诿的，所以只好去争。
有的人活成了战士，把自己化为利剑，那是最值得钦佩的，在这里，我所说的战士是为公愤而不是为私怨者。但更多的人，是不能够真的听了母亲一句“你不用记念我”就真的不记念的，更别说，母亲们大概少有能说出这种话的。如鲁迅先生一般的几乎可以说一直都在战斗的人，还说过，“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她的爱，只能不着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
而这也正是先生让人更为记念的缘故吧，不管单单是因为人情味本身，还是因为自己得到了安慰。温暖是战士所不必有的，可是，我是个懦弱的人，一面要冒险，一面仍想要爱。那就少要一点，怀着警惕地要一点吧，要不得时，也不要自怜。这样地踟蹰和顾虑，没有那么多雄心和大志，剑挥出去，是不能毙命的吧，那便要有并守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