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10-15

天才枪手:现实的残酷在于，它专捡软柿子捏。

现实的残酷在于，它专捡软柿子捏。

一，基于影片“作弊”行为和“应试教育”的表态

有人说，《天才枪手》女主妥协向善，毁了结局。
我倒不这么认为。

有句话，做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更重要。
这里划一下重点。

做对的事情，强调的是性质，是是非判断，它关乎法律、正义、原则和底线；
把事情做对，问的是结果，是既定目标至上，是小集体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它以自我为中心，忽视公平与规则。

凡事讲究一个“度”。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小打小闹式的抄袭、作弊，小范围内的“荣辱与共”，在不给所有考生作为“分母”算出的最后成绩，造成很大的影响，通常不会被察觉。

在泰国增智中学考场内学生们使用的小伎俩和学生时代叛逆的我们，简直如出一辙：
借助橡皮擦传答案，用手语12暗示答案AB，再就是和同桌交换卷子……我反正都做过。

作弊这种事，我是直到大三才真正终止的。
我之所以不作弊了，是因为我发现考试成绩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没人会拿这个威胁我，也没谁把得分看得很重。
我不作弊，是因为我真心嫌弃作弊麻烦和心累，是发自内心的不想抄别人的。

应试教育成绩至上，家长与老师唯结果是问的考察形式，对孩子们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与考试观，确实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没做过弊的，我想问问，有几个？

三年级考了80几分的我，会有想把卷子藏起来不带回家给爸爸妈妈看的冲动。
五年级的数学班主任，曾按全班同学每次考试的成绩高低，勤劳地持续地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并分别纳入所谓的“火箭组”，“飞机组”“汽车组”和“拖拉机组”……

这些与成绩高低休戚相关的恐惧，奔三的我，依然熟悉。

非要说学生时代的作弊和影片里有什么不同。
我想说，那时候，我们比较单纯，抑或说小地方家庭成分相对简单，我们不会因为利益，去交换什么答案。
完全是因为觉得关系好，考试时，需要相互帮衬或是照应一下，讲个姐妹或是兄弟情。
那时候，女生往往是因为长得好看而不是因为家里有钱，而比较容易得到男生的答案。

很多事，不同的人，行为趋向一致，但理由却各不相同。
比方说对拒绝作弊的认识。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给出的解释，有LOW的，也有逼格高的。

作弊是错的，我们都知道，但它为什么错呢？

一般级是站在个人利益得失的角度上进行判断。作弊会被抓，会受到惩罚，会拖我下水，会影响我的成绩与名次，所以它错。
比较级是站在是非曲直和规则意识的基础上进行判断。作弊关乎诚信与公平，不仅是考试，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不容许弄虚作假，所以它错。
最高级是站在要作弊者终身发展的角度上进行判断。作弊会害了一个人，欺骗式的学习，将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走向，作弊者会因为学无所得或不学好，一生碌碌无为或误入歧途，所以它错。（一定要发自内心的这么认为才算）

对作弊行为最高级别的抵制，通常是师长视角，是沉迷于抄袭无法自拔的孩子辈们，无法理解的。而这个理由，也是身为过来人的长者，对作弊者的一种同情的拒绝，劝导或是惋惜。

影片承载一定教育意义是好事，柳暗花明又一村。
结局掰正，不影响我们对社会、家庭、校园文化对青少年心态成长与影响的判断。
也不会影响我们对电影主题、人物的继续挖掘。所以，总体无碍。

2.关于学霸“小琳”的人物分析

任何讨论都不能脱离既定时间的语境。
那些初中给我抄过答案的同学，我到现在依然会觉得他很好。
我不会觉得他害了我。
因为，那个时候，由于年龄的限制，我们对作弊的认识只能停留在很低级的层面上，孩子作弊时是没有远见的，我们就是觉得那个给我抄答案的同学乐于助人、心地善良、大公无私。

在《天才枪手》这部电影中，我其实挺喜欢小琳的。
我觉得她是个有人情味的学霸。
她第一次作弊踩得是友情的点，纯粹是为了帮助好友格雷斯达到3.5的学分，以顺利进入社团。

当小琳转学至这个有钱家孩子居多，以出国留学为特色的贵族中学时。
她高冷又自卑。
高冷的资本是由于成绩好，自卑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穷。
当然，在这里，穷，是相对的。
是较之成天专车接送，家有露天泳池，土壕爸妈的“小巴”等人而言。

我相信，小琳一定更喜欢从前那所鲜有“阶级隔离”的普通高中。
在那里，至少他有个当高中教师的父亲，有一个体面的温馨之家，有一架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钢琴。
她看不到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和家庭环境的差距与沟壑。

这也为其后小琳开“钢琴课”埋下伏笔。
承担教育使命的学校，贪婪汲取高额的赞助费；肩负教书育人责任的教师，靠补习班变相兜售考试答案；年纪轻轻的学生们早已熟谙金钱这把万能钥匙的使用之道。
这让小琳懂得，金钱是除成绩好以外的另一个安全感来源。
与此同时，她开始质疑学校、老师、及考核的真正意义。

当“炫富”常态化，“没钱”变成一种罪过；
当阶级沟壑影响一个人追求成功的的平等竞争与机会公平，
当这些赤裸现实直观的暴露在一个十分懂事，但价值观又全然不够成熟的青少年面前，伤害再所难免。

这也是为什么小琳在开设钢琴辅导课作弊的事情败露后，面对父亲的责骂，奋力反驳，委屈流泪，却从未于内心悔改的原因。

不可否认，有钱真的会让一个人变得自信。
刚来增智中学的小琳，在拍摄寸照的镜头面前，表情含蓄、低调、害羞且不自然。
是格雷斯为她整理妆容，用微笑制造亲近，让友谊的陪伴化解了小琳的孤独与点点自卑。

也正是小琳在格雷斯夸她漂亮时她翻白眼的动作，让我更喜欢她。
因为现实里，我就是小琳这样的人。
面对别人的夸赞，心里会乐，但更害羞，所以会情不自禁的用嫌弃的眼光慌忙地推开别人的好意与热情。

一个人会开始淡定地、理所当然地帮助他人，一定是他极为自信的时候。
就像小琳与班克第一次代表学校参与校际知识竞赛时，小琳开始动手帮班克整理仪表的举动，要知道，这可是她从前木讷生疏的一个项目。
当小琳提议用5000泰铢的奖励金去饱餐一顿时，班克吞吞吐吐地反对说在外面吃太贵时，小琳笑了。
那一刻，小琳就已经把班克看透了，在未开设钢琴课前，他们是同一类人，他经历的心理活动她必曾经一一经历。
是银行卡里进账的“钢琴课学费”给了小琳淡然调侃班克的自信。

这不禁让我想到有关社会环境的一个对比。
在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一书中，作者对50年代从克林顿港毕业的孩子进行追踪访问。那些在高中时代曾与作者同窗，如今皆已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清晰的记得；当时整个克林顿港不分穷人区与富人区，孩子们放学可以在一个足球上嬉戏；社区居民对出生并成长与此的孩子们，一视同仁，视如己出；没有孩子会因为自己家富有或是贫困，骄傲或自卑，社会和谐友善到让他们无法意识到贫富差距这个问题。

那是一个“炫富”还不曾流行的年代。
财富外露，过度奢侈，是一种尴尬、有失礼貌且不太合群的行为。

就像史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当中对他父亲（一名犹太富商）的描述：
他坚持过一种既舒适又不惹人注意的生活。

而现如今，这种低调、谦恭的行事方式，早已被社会抛弃。
孩子们可能从幼儿园起，就能无师自通的秀优越，就懂得攀比家境，就会嫌弃父母穷。

记起一个帖子，题主亲戚的儿子在某内陆省份三四线小城里读书成绩很好，父母倾尽全力努力为他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
而孩子却在某年暑假的深圳亲戚家说出一句，他的父母根本不配成为他的父母这种话。
原因是，家里的车子不怎样，父母也没有能力把他送出国。

孩子有了这种心态，怪谁呢？
家长？教育？同辈压力？还是社会？
就像电影中，为了钱帮助学渣作弊的两个学霸，这根本是无头的冤和无主的债。
当学校、家庭、社会环境纷纷展现在你眼前，当影片开始为两个学霸参与作弊的行为打铺垫，你在明晰事件的前因后果后，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怪谁？

在这里顺便解释下，小琳为何会在最后态度逆转，主动坦白，担责STIC泄题事件：
1.本能的畏惧。毕竟，STIC作弊性质、范围，后果的严重性与校内不同。以前小琳作弊顶多是以弹钢琴的手势，不留证据地传递答案；而STIC，作为一项国际考试，她是在泄题。就像你会避免用杀人这种极端的手段报复一个你仇恨的人一样，你畏惧这个行为执行后需要承担的后果，你潜意识里就一定会有“不敢”的心理，只不是多少的问题。这一点，体现在写下“对不起，这次我真的不能帮你”这张纸条时的小琳身上。
2.阶级隔离的心理距离。这一点，集中爆发在小琳知道小巴用阴招，变相利用班克的贫穷思维，在逻辑上以近乎侮辱的方式迫使其主动加入STIC作弊计划后。
3.作弊后的心理落差。当小琳身心俱备地只身从澳洲返回泰国时，小巴和格雷斯竟将“班克”全然遗忘，连一句基本的问候和关心也没有，这可能让她有些心寒。随后，一边是“小巴”们为考试庆功，另一边班克只身一人承担了作弊的后果。同类深陷困境后的惺惺相惜与纨绔子弟即将而来的远走高飞，让小琳对作弊这种行为心生厌恶、不公。
4.家庭支持。我们无法辜负一个始终相信我们的亲人。别人关心你，是在乎你做的这件与他有关的事完成的好不好，亲人关心你，是在乎你自己到底好不好。就像小琳走出机场时面对父亲摆着一张“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脸时说出的一句“你的男朋友呢？他怎么不一起吃饭？”。那一刻，抱着父亲痛哭流涕的小琳，是真的在为他人担惊受怕的作弊后，知道错了。

小琳的至之迷途而重返，置之死地而后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这个受过高等教育且时刻督促她的父亲守护着。
小琳有家庭支持，能在“选择在我”之前遵循权威的意见指导。
而这些是可怜的“班克”不曾拥有的。
他除了继承下已故的博士父亲聪慧的基因以外，一无所有。
他没有相对权威的亲人抑或一个要好的朋友，在他迷茫时，指点一二。

这也难免，最后角色黑化的一笔，落在“班克”的身上。
生活的残酷就在于，它专捡软柿子捏。
贫困且无可依靠的班克，本就是大街上敞开的破窗，谁都可以往里丢石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