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泰国电影《天才枪手》（台湾翻译为「模犯生」）叫好叫座，引起许多讨论。
故事剧情大致如下：
在一间升学率很高的高中，智力过人的琳，她通过帮巴和葛蕾丝等家境优渥的学生作弊，赚取金钱。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但一次偶然意外下，另一位学霸班克察觉有人作弊，向学校检举。学校察觉此事后，琳被取消了全额奖学金。为了实现出国读书的梦想，琳铤而走险，答应了巴和葛蕾丝的委托，帮他们在申请国外大学的语言考试中作弊……
影片中讨论最多的人物，便是主角琳的机智和勇于和学校偏袒来自上流社会学生的作为，引起观众对于社会不公的共鸣。
还有一个广受讨论的人物，便是另一位成绩很好，后来黑化的学生班克。
班克这个角色的存在很重要，因为这个角色，才让《天才枪手》超越了多年前同样以作弊为题，获得高票房的日本电影《史上最大作弊战争》。
《史上最大作弊战争》除了花式作弊好看，其中一个吸引观众的点，就在于学生想要通过作弊对抗收贿的大学教授。
《史上最大作弊战争》电影中，学生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冲突，故事的角色对立比较表面，男女主更多时间是在谈恋爱。
《天才枪手》，故事展现了更大的企图。他要谈的不只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平等，还包括整个社会阶层的不平等。
然而，光是琳和巴、葛蕾丝，还不足以说明阶层之间不公平的严重程度，可是班克的出现，让这个严重程度一下子变得更显著。
有些人将巴、葛蕾丝和其他家境优渥的同学分为一组，他们为了通过考试，花得起比高价让琳帮忙作弊，琳光是帮忙这些人作弊，还做成一门上万泰铢的生意。
除此之外，这些学生的家庭往往属于社会的上层阶级，能够给孩子打造一条通往留学、就业的康庄大道。
另外一个群体就是琳和班克，属于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
其实这个区分是不够精细的，实际上琳和班克属于不同群体。
这也是为什么最后当班克选择继续靠作弊赚大钱的时候，琳想对班克在感情上示好，班克很讶异。
正如琳讶异于班克从一个会检举同学作弊，有正义感的学生，成了一位决定把作弊当成职业的投机分子。
电影中对琳的家庭背景描述得很充分，她在一个单亲家庭，父母离异。
父亲是位教师，家里虽然不能跟巴或葛蕾丝相比，好歹是个中产阶级。他们家里买得起钢琴，父亲也缴得起二十万泰铢的学校捐款，并且他们家还有一辆欧洲沃尔沃（Volvo）轿车。
并且每次琳的出现，她都穿着不同的T恤，显示她的家庭至少在基本生活开销之外，还是能够满足她相当的娱乐支出。
相反地，我们看看班克的处境，他也来自单亲家庭，可是他单亲的原因是父亲过世。整个家只有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也没有特别的技能，靠家里开的洗衣店过日子。
作为生财工具的洗衣机又坏了，貌似也没钱去修，只好靠母亲手洗。班克的母亲就在这样长期操劳下，手洗坏了，也驼背了。
电影中，班克出场，一成不变都是穿着制服，放学后还要穿着制服去帮忙给洗衣店工作。
有一个细节是班克和琳被学校派去参加益智节目，琳取笑班克说他的衣服上有食物的污渍。
这个污渍是班克刚刚吃饭沾上去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桥段，很有可能家里开洗衣店的班克，他自己反而根本忙得没有时间洗衣服。
白天班克要上课，下课后只能利用工作之余的少许时间读书，母亲洗客人的衣服都来不及了，班克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这活生生就是马克思谈资本家与劳工，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的好例子。在富士康工作，生产iphone的工人，他们一个月的酬劳却连一支iphone也买不起。
班克和母亲就像富士康流水在线的工人，会拿衣服来洗衣店洗的，往往都不是便宜的衣服。
班克和母亲给顾客提供一件又一件干净的衣服，却没有足够的时间给自己洗好衣服，更没有钱帮买自己手上洗的那些名牌衣服。
所以琳跟班克，他们根本就是不同世界的人，正如琳和巴、葛蕾丝也是不同世界的人。
当琳拿班克当「自己人」，只能说明琳根本不了解班克，也不了解班克面临的生活困境。
社会学有个概念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往往限制了我们看待他人的方式。好比琳有着所谓「中产阶级的性别体制」（middle-classgender regime）意识型态，他是用中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在看待班克。
琳根本没有真正喜欢过班克，顶多就是因为班克的成绩、智力，以及后来跳下来跟她一起作弊，产生了某种伙伴意识。
当班克被打个半死，琳还是通过朋友才知道，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人，怎么可能对对方发生好几天的意外一无所知。
更甭提如果真的喜欢班克，却又诱惑班克，让他成为同流合污的同党，冒着被学校开除，升学通道被彻底关闭的风险。
说到底，琳是从她中产阶级的生活，觊觎着巴和葛蕾丝的上流社会生活，她的视线一直都注目着那些华丽、炫目的事物，根本没有真正放在班克身上。
琳再怎么样还有个在观念、经济上挺她的父亲。不能出国，退而求其次还能读个国内大学。
这些都是班克所没有的，而且他是被琳、巴和葛蕾丝等人一点点剥夺的。
当琳接受葛蕾丝的邀请，一起去五星级酒店游泳，当服务员推来美酒佳肴，琳看得眼睛都直了。
当琳受到葛蕾丝和巴的邀请，她刚开始拒绝，但不是因为道德因素，而是因为技术上不可行。等到她想出钢琴指法这一招，她马上改变态度，和巴等人合作，甚至把「钢琴课」越开越大。
后来当葛蕾丝和巴再次提出邀请，要琳帮忙在国际语言考试作弊，同样的模式又发生了一次。
原本琳一副义正严词的拒绝，可一旦他发现可以钻时差的漏洞，她马上改变态度，用她的智力架构出整个计划，还要巴和葛蕾丝去拉客，她哪里像被害者？
如果用电影《教父》的角度来说，琳根本是黑手党家族的幕僚，不是那些帮忙开车、打架，冲在第一线，死得最快的小弟。
说穿了，琳是位机会主义者，试着从中产阶级爬到上流社会。
最后考试作弊的高潮戏，是上、中、下阶层组成的博奕，就像把琳、班克、巴和葛蕾丝放在同一个牌桌打扑克。
表面上，他们三个人乍看胜率差不多，实际上他们手上的筹码差太多了，这使得班克根本不可能下大注，能够使用的手法相对也比较少，也必须要打得保守。
学校里的平等，只是假象，实际上学生家庭社经地位，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在牌桌上的输赢。
更何况，有钱的参赛者还能买通其他参赛者，甚至裁判，你要那些口袋没多少钱的赌客怎么赢？
这就是高考的现实情况，泰国在2003年，也开始采取如台湾高考一般的甄选、申请入学制度。
这种制度本意是要打破联考的全科考试，让更多不同属性与专长的学生，可以适性选择他们的未来。伴随广设大学的政策，乍看更多中下阶层的孩子进入大学，实际上阶级流动还是有限。
这是为什么呢？学者Rafteryand Hout在90年代提出「极力维续不平等」理论（MaximallyMaintained Inequality, MMI）教育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如台大社会学博士张宜君的解释，阶级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不会因为教育扩张就立即下降，而是在完全满足优势阶级的升学需求之后才会缓和。
简单解释，就像草原上的捕猎场景，在狮子吃饱之前，其他鬣狗、秃鹰之类的肉食动物，你们只能看着。等狮子吃饱了，才能过来吃狮子剩下的残羹。
这些狮子就是掌握政治、经济的上流社会人士，如美国，前百分之三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资源。
鬣狗、秃鹰之类的肉食动物，他们是中产阶级，分食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的肉。
班克之类连中产阶级都称不上的动物，他们能吃到一点骨头就不错了。
所以狮子不了解为什么鬣狗没吃饱，鬣狗也不了解为什么还有动物陷入饥饿。
还原到现实社会，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Institution）发现，出生贫穷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初入社会的平均收入大概是家境好的毕业生的2/3。到了职业生涯中期，前者的收入缩水至后者的一半。
因为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往往必须分心，拿出收入养育其他家庭成员。
而家境好的毕业生，他们的工作收入使用更宽松，可以用于社交、旅游、自我成长等项目，等于不断的在增长他们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
当社会现实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靠高考改变阶级分化的机会相对更小，因为比起过去，更多资源掌握在更少的人手上，多数人都是来替他们打工的。
阶级之间的差异，就像琳、班克和巴等人之间的差异，那不只是金钱的差异，还包括观念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注定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朋友，促使班克成了他们之中改变最大的人。
法国社会学者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就所谓「资本」，从纯粹经济上的概念，进一步拓展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其中，「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的基础上。
就举巴跟葛蕾丝为例，他们家境殷实，有充足的经济资本可以出国留学，非但不需要奖学金，还能过着优渥的日子。
当他们和巴的父母吃饭，他们选了一间高级餐厅，巴的父亲还叫儿子去挑一款红酒。巴的母亲则提到给巴找了好多好贵的老师，只是效果不佳。另外巴还提到，只要他考试及格，父亲就会买跑车给他。
有钱，就是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也就是经济资本。
有社会地位，好比人脉等，等于拥有社会资本。
有一套属于上流社会的文化认知，并占据参与其中的门票，知道游戏规则，这就是文化资本。
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没有钱很难得到入场券。好比要学小提琴，稍微好点的琴动辄就要十几万人民币。找个大学老师来给孩子上家教，一次五、六百人民币稀松平常。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为了写论文，访问过一位音乐系、留德的副教授，她一堂私人课，钟点要3500台币（相当于七百多块人民币）。
我问她为什么这个价格怎么来的，她说：「在她回国之前，市场就是这个价了。要是开得低了，人家反而会觉得妳可能档次不够。」
从副教授的说词，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价码，其实就是一条无形的阶级界线，你拿不出足够的钱，要获得相应的文化资本，根本不可能。
早在2000年之前，美国就已经有很明确的研究报告，而这个报告在过去十几年不断的被验证：决定一个孩子未来成就的最大因素，就是「家庭社经地位」，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
回头来说，班克根本没有这些资源去跟巴、葛蕾丝和琳在牌桌上能下的注，他本来唯一翻身的机会是留学生奖学金考试。
随着巴利用下三滥的手段，找人痛殴他，使他无法参加考试，他基本连下注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之后什么给班克一个机会，让他参与作弊，这根本就像是要一个本来不想当土匪的农民，土匪把他农具砸了、农作物烧了，然后再假惺惺的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跟着自己干土匪，还觉得自己是在拯救这位农民。
所谓的拯救，其实是暴力，更是一种虐待。
如法国精神分析学家伊里戈扬（Marie-France Hirigoyen）在《冷暴力》中所言，「施虐者的目标是不计手段取得或维持权力，要不就是掩饰自己的无能。为达目的，他一定要铲除碍事者或看穿他的人。」
巴和葛蕾丝，他们用金钱，以及对班克的暴力维持他们的社会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上流社会的面具。
检讨班克黑化，就像检讨强暴案中的受害者，指责他衣服穿得太性感，才会遭受强暴。
班克，就是那位被虐者。而琳做为施虐者的帮凶，如何要班克拿她当朋友，甚至谈恋爱。
班克最后要琳跟他一起搞作弊事业，她的灵感来自琳，手法和狠劲来自巴，这一切不过是从这些「老师」身上学到的技艺。
他唯一翻身的机会，就是要比这些人更狠，就像在牌桌上偷鸡，否则他根本无法跨越阶级的障碍。
更何况他是怎么被打入失去一切的处境？他为何要对伤害自己的人施以怜悯？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上戴着「中产阶级眼镜」的人越来越多，这是阶级分化中，除了金钱以外，更令人沉痛得打击。
人际之间的不理解，怪罪那些得不到资源的人不成功是因为不够努力。
这种言论，有些就来自于老师，来自某些口口声声说要帮助下层人民的社工或慈善家。
听到这种言论，他们会把这些老师、社工和慈善家当成朋友吗？当成来拯救他们的人吗？还是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被那些「高尚」的人们诱发出更多的羞耻心，以及对社会不公的认识呢？
最后我想讲一个例子，有次一个偏乡教育的论坛，与会的老师谈到一个故事。
在他投入偏乡教育早期，曾经带过大学生上山教孩子。
刚开始孩子们都很高兴，但两、三年之后，偏乡的孩子见到这些大哥哥、大姊姊，再也没有当初的热情。
这时，有些人觉得是那些偏乡的孩子拿免费资源惯了，胃口大了。
老师实际访谈后发现，这些孩子之所以不再热情，在于那些大学生寒、暑假，可能人生中就来那么一次。
他们干完了，忍受几天没有网络、生活不便，甚至连冲水马桶都没有的生活，带走一堆满怀爱心、理想的照片，发在朋友圈，跟大家宣示他们的爱心，好像他们真得理解了这些孩子们生活的苦处。
对孩子来说，他们只是见到一批又一批的大哥哥、大姊姊来了，又走了。那些说好会再来看他们的大哥哥、大姊姊，根本是少数人。
最终，那些大学生口中的爱心，到头来只是徒增分离与抛弃的创伤。
老师把故事说完，现场许多跃跃欲试的大学生都沉默了。
看完《天才枪手》，我也沉默了，我想起某些口口声声说很懂我的人，他们不懂，不懂我为什么不领情。
其实就像家族治疗心理师安德森（HarleneAnderson）在《合作取向治疗》中说的，决定咨询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来谈者是否被咨询师认真对待，并视为有用。」
有些人根本没有认真看我、理解我，却说他们想帮助我。
那么在他们说要帮我的同时，他们已经有了对我的想象，想象我是多么的需要帮助。
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就像琳对班克，她口中的正义再多，也无法掩饰手上所行的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