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10-18

活色生香:攀爬巴别塔的蜘蛛侠

　　记不清第一次看阿莫多瓦的电影是什么时候了，总之，感觉非常不好，脏，乱，差，甚至有被挑衅和激怒感，觉得这种和传统美学叫板的艺术，就像一个异域马戏团的下三褴把戏，妖治污秽，是坏孩子的专宠。
　　
　　等到能欣赏阿莫多瓦，我浑身都被“特立独行”这个标签贴满了。当年一心想做好姑娘的理想，已经被成为自由放肆的坏女孩的现实所击溃。至此，阿莫多瓦的表达，显得那么地正中下怀。
　　
　　他对崇高的解构，对腐朽的社会道德的激进鞭鞑，对宗教的质疑，对时代的反思，对边缘人物的关怀，通过声色的渠道，和我沆瀣一气。
　　
　　阿莫多瓦成长于佛朗哥独裁统治的西班牙，那个时代在巴尔登看来，正是“在政治上碌碌无为，在社会上导向错误，在思想上乏善可陈，在美学上一无是处，在产业上气弱体虚”的西班牙电影60年，阿莫多瓦作为马德里新潮派代表，作品旨在与时代决裂，推祟反传统思想，在精神、文化和存在中解放自我，反思时代，赋予作品更多的内涵。
　　
　　如果非要给阿莫多瓦一个形容词，那就是荒诞。
　　
　　他的电影主人公从来都不大正常，他们是同性恋、异装癖、乱伦者、吸毒犯、娈童者、受虐狂等，这些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人物，成为他思想的寄主，在他嘲弄、戏谑的电影语言下，讲述一个个不登大雅之堂却发人深省的闹剧，指向真正的、深层意义上的病态生活。
　　
　　《不良教育》中在教会学校成长的男童，为了保护同性恋人，被神父逼奸。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里，母亲因为孩子的死，踏上寻找孩子父亲的旅途，后来却发现父亲已经变成了一个女人，并且，是那种最低等的妓女，并且，染上了艾滋病，并且，一个修女怀了这个妓女的孩子，并且，母亲照顾修女生产，并为孩子取了和已亡的儿子一样的名字。
　　
　　《捆着我，绑着我》里，一个被色情片女演员被绑架了，但几番折腾，女演员不仅没有恨绑架犯，反而，爱上了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如此鲜活地演绎在我们面前。
　　
　　《吾栖之肤》里，整形医生罗伯特·雷德加住在郊外别墅，他将文森特软禁，然后，开始对这个仇敌进行复仇，他切掉了文森特的生殖器，为他安装阴道和乳房，成功变了性，后来又一步步更改了他的五官、四肢、皮毛，直至文森特变得和罗伯特·雷德加的前妻一模一样。最后，医生爱上了这个被他强行改造的仇敌。
　　
　　《回归》中，雷蒙黛受到父亲的性侵犯，而母亲不知情，还不时责备女儿。
　　
　　这些故事都非常态，情色、荒唐、令人哭笑不得，与你和我的庸常现实相去十万八千里，然而，它们是如此丰满。主体被欲望、爱情、感知、理智和纯情感七七八八地缠绕包裹，像寻觅出路而不得的蜘蛛，最终迷失在内在和外在的双重世界里。
　　
　　在阿莫多瓦的电影里，人物无论身处何地、何时、何事，都极其接近一个主题：死亡。
　　
　　电影成了墓碑上的花朵和风声，故事向死而生，从相反的方向，开辟了另一片不受限制的空间，和意味。阿莫多瓦是性感的，虽然他是个同性恋，但对美，对女人却有着别样的悲悯和崇拜，所以在他的摄影机里，女性都是鲜活的安慰，也是最初的起源，和最终的归宿。勒内·夏尔有一首诗，叫《红色的饥饿》，其中有一句“你死时，一根手指横在嘴里”，正好诠释这种恣意：唯有爱和死亡，让人无比性感。
　　
　　《活色生香》中，克拉拉和丈夫桑丘双双自杀，两个人都是由于爱而选择了这条路，只是殉情对象不同。
　　
　　“我们要怎么做呢？互相开枪吗？”桑丘说。
　　
　　“你还有其他办法吗？”克拉拉反问道。说着，她把手枪上了膛：两声枪响。当维克多闯进来的时候，他看到克拉拉的尸体躺在地上，断了气，在不远处，桑丘满身血污，艰难地爬向克拉拉，既像是说给维克多听，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这，这就是我的一生：卑微地爬着，为了不断地接近你。”
　　
　　这一句话令所有观者怦然心动，它是短促的句号，也是永恒的开始。马尔罗有句名言：正是死亡将生命变成了命运。
　　
　　克拉拉和桑丘正是人性衰弱的最好诠释，他俩用惊心动魄的方式揭露了一个现实，而这正是前人一直试图表现的东西：人类身处不安之中，而这最终导致他们陷入无力与他人交流的境地。
　　
　　阿莫多瓦则建立全新的交流模式，在存在的表层，用影像来重新与孤独的人群对话，与罅隙中的灵魂对话，与自我对话，与存在本身对话，与另一些虚无之物对话。在这种意义上，他成了攀爬巴别塔的蜘蛛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