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01-29

线人:《线人》：快感拓扑学

《线人》是一部黑暗基调的电影，它表现的是港产片一贯的正邪之间灰色地带的母题。灰色地带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立场，它帮助我们重新反思光明与黑暗的纯粹性——毫无疑问，我们总是已经（always-already）介入其中，并不存在超越我们生活情景的视角，正因如此，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作为重演的决断”——灰色地带绝不仅仅是被排斥的，而且只有因为这种排斥才有可能。

当法律必须利用罪恶的方式才能揭示罪恶本身时，才真正表现出法律的无能。对美国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性事实是，一方面它必须坚持“拒绝与恐怖分子谈判”的不妥协态度，维护自由民主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根本对立；另一方面只有依靠同样处于暧昧地位的阿拉伯盟友它的反恐事业才有可能，同样这些阿拉伯国家正是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基石。当李沧东告诫下属：“不仅是你在利用线人，线人也在利用你”的时候，他很清楚他所处的僵局——线人的双面性绝不仅仅是出于偶然的私欲，而是根植于他所处在的结构地位之中，法律对线人的依赖同样不仅是完全目的性的，而是以这种方式激烈的揭示出事实——犯罪不是法律的对立面，而是法律的内在维度。

法律的严格律令姿态，它对于可能性与不可能的外在强加限制，必然预设了被排斥的某物：在把自己认可为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人的过程中，我自由选择了我总已经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被这种“被迫选择”所排斥的东西，恰恰同时也是使我们选择得以可能的东西。法律真的需要消灭犯罪吗？或者说当法律需要线人的时候，它不正是在暗示：“你当然可以犯罪，只要拿了我的钱。”一个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不是消灭黑暗面，而是让所有的犯罪都是“内部的”，是法律允许的犯罪。法律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淫荡的超我支持，它压抑我们违越的行为的方式是保持我们犯罪——使我们在严格的被动遵守中享受剩余快感。

法律与罪恶的这种紧张关系，集中体现在影片中人物的痛苦选择上，当李沧东为了抓犯，无奈地牺牲了他的线人废噏时，他是痛苦的。我们可以说他是无能为力的，为了实现正义的责任、为了恪守自己的职责，他必须做出这个牺牲——但在这里我们不是过于草率的把责任推到外部力量上吗？李沧东在他牺牲线人的同时难道没有一种本能的快感，恰是这种快感加深了他的愧疚以至于在后来无限制补偿吗？把放弃线人的选择归结于外在无常的社会暴力上，主体拒绝为自己的性投入负责——李沧东需要这种放弃来缓解法律与道德无法忍受的僵局。逃避抵制符号化的主体剩余所揭示的真相：真正的罪犯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是自己对法律的恪守使自己成为被谴责的人。所以李沧东默许线人被体制之外罪犯残害的行为，逃避自己作为体制内帮凶的责任。

线人不是一个痛苦的符号，恰恰相反，他是一个享乐的符号。他在明知道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义无反顾的投身其中，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疯狂的赌徒，完全放弃了道德和价值维度，把自己附着于利益的诱惑之上。正因如此，他在正邪的二元结构中，才成为了一个脆弱的能指，一个享乐的能指。他追求的是不稳定的、令人痛苦的和多余的东西，一个弗洛伊德所谓的“痛苦的快乐”。细鬼身上真正让李沧东困扰的，不正是这种享乐的无法容忍吗？细鬼对100万的执着，使李沧东落空了。问题不是在于他给不了，而是在于他总是认为这还不够——他必须用情感和道德关怀把细鬼符号化为一个正义战线的战友，帮他分担超我的压力，而不能接受细鬼其实完全是只为了金钱而行动的冷漠他者......

因此，《线人》最终展现的是关于快感的拓扑学——我们在回到自己位置的时候，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在对立面了。法律与犯罪的外在否定关系最终变成法律自身的“内在否定”。一个被法律排斥在外的，犯罪的快感，“加倍”在了法律之中，当法律命令你放弃一切快乐时，你获得了真正的超我享乐。真正的线人是谁？不是为了警察打入黑帮内部的细鬼，而是李沧东自己。他是作为法律阴暗下腹部化身而藏于其内部的线人，他的一切痛苦和挣扎——为了打击犯罪牺牲了自己的线人、为了事业牺牲了家庭——源于他所处的结构地位。最后，他救赎和觉醒的方式，不正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罪犯吗？因为挪用公款、故意伤人而被逮捕。一个警察坚持自己职责的终局，只能是成为一名罪犯。在这个拓扑结构中唯一没有变化的，是金钱——罪犯所追求的，线人所渴望的，警察所依靠的——结构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最终得到它。拉康早已知道这个结局：“没有收信人得到信，信总会到达它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