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和我的祖国》的缘故，本人对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没有任何期待。但电影出乎意料地带来了舒爽的类型快感，仅凭此便可称得上完全超越了她“姐姐”。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主旋律电影的正确表达方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方式。
《家乡》的五个短片充满了巧思，将喜剧的类型深度与主题情感很好地结合到一起。实际上，许多人眼中充满贬义的“小品电影”一词，恰恰最能概括五部短片的优点。尤其对于短片而言，我并不认为“小品电影”有多么低级，能将小品的意趣以合理方式纳入到镜头语言内，同样考验创作者的影像编织能力。《我和我的家乡》里面的五个短故事，都是文本层面合格的小品，而其中四个，又以小品结构为出发点，建构出了一整套的影像表现力和情感描绘，以及文本主题中的乡土情结，可以说是几位导演一次集中的超水平发挥。
究其核心，除陈思诚的作品之外，《家乡》的其余四部短片，无论从影像还是文本，之所以能兼具主旋律表达与足够的观赏性，在结构、主题、表演、形式、情感上得以成立，无非是把握到了（喜剧）类型元素、（主体）话语魅力和影像（小品）结构三者的精髓。这些对于经验丰富的导演来讲，甚至对于阅片无数的影迷而言，都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但实现起来并不如想象中容易。几个导演将自己的经验与技巧铺得很满，这并不是贬义。此外，即便真正的乡村空间在影片中依旧是背景板式的，电影还是做到了对中国人特有的乡土情结表达，将“思乡之愁”这一隽永主题转换成“归乡之喜”。当然，这也是呼应主旋律表达所做出的必要姿态。
“小品”一词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文学和佛教经典中用来概括那些体裁较小，具有简单主题结构的短文。现在主流观念里的小品，指的是晚会中的语言类节目，本质上是短小的舞台喜剧（也有极少数不是喜剧）。因为篇幅较短，构造相对单一，因此晚会小品的戏剧冲突和人物关系设计得都较为温和，常常是以误会、虚荣、攫取利益、身份错位和观念/立场差异引起一系列的隐瞒/欺骗为主（《卖拐》《羊肉串》《懒汉相亲》），力求建构一个情境，遵守三一律。在温和的对立和包袱设计之下，往往流露出鲜明的讽刺和批判意味（《牛大叔提干》《打工奇遇》《走过场》）。某种程度而言，（某一时期的）晚会小品是高度形式化的现实主义，是极具吸引力与自主性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纵观《家乡》里的五部作品——《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和《神笔马亮》，虽不可能真像小品那样简单（单情境、三一律），但也都是基于小品的结构衍生而出的。它们的核心矛盾均源自“欺骗”，是小品惯用的手法。张北京为给表舅看病，策划了一出针对医保制度的骗局；热爱发明的黄大宝为了千里送情，不得不给UFO事件圆谎；小范为了给父亲治病，组织村里人复现了92年的简陋教室；而带货主播闫飞燕和助手，则认定了乔树林的骗子身份并试图揭穿；最后，身在茴香村的马亮，以手机摄像头中一个个虚假的俄罗斯景观，隐瞒妻子放弃留学去扶贫的事实。五个故事都以“欺骗”构成戏剧主题，进而引申出一些思考与讽刺，以及被不断渲染的完满情感和对乡村建设的歌颂。
另一方面来说，五个故事里的“欺骗”都是无伤大雅的，都可以在有限篇幅下被戳破或瓦解，不仅几乎没有代价，反而会得到肯定。这些“骗子”，要么是为了亲情，要么是为爱情，要么是为奉献，使得共情可轻易取代批判，符合我们日常所提倡的道德观念。而在这之前，影片也与观众达成一定的默契，即让我们包容了叙事里大量缺失的细节。比如张北京扔进垃圾桶的存折，在表现葛优长时间的凝视和一个特写镜头后，便没了下文。比如马亮在稻田里的视频通话，仍旧能让人发现背后所谓的俄罗斯农民的肤色问题。毕竟是要符合一定创作要求的命题短片，碍于体量，人物应有的一些反应场景和大量的剧作细节就要优先被牺牲掉。这对于艺术电影而言很致命，但对于小品式的喜剧短片来说，反而更容易显得紧凑。
影片虽然对乡村和城市空间仍停留在走马观花的程度，虽然从日常词汇跳跃到政治歌颂的那一瞬间仍显断裂，虽然对乡村的人情伦理缺乏深入展现，但无论将之放置在主旋律语境中审视，还是类型喜剧的框架下去判断，其表意系统都已达到相当的完成度。而五个作品近似的悬念布局和桥段设计，展现出了某种概念和剧作上的同一性，不像《祖国》那样风格差异过显，难免跳脱。《家乡》的几段故事串联起来，犹如音乐里的重复段，也类似于概念专辑的思路，五支“曲目”的主要情绪有一种微弱的互通性，整体上既有重复段凸显出的幽默感，也有地域、人物和叙事自发带来的转折与变奏。可以看出短片的顺序，以及简单有效的技巧性转场都是经过考量的。
主旋律向来有一套牢固的形式主义话术，力求将繁复的制度精神转译为言简意赅的政治口号，且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语言的使用习惯，数字+名词的组合、排比句式、缩略语的长期运用，使得这些意识形态话语在我们脑海中形成条件反射。放在电影中，这套话术不仅作用于念白与字幕中，同时还延展出一种关于造型、景别、情感、色调与声音的固定美学思路。正是基于意识形态挂帅的创作策略，导致了主旋律电影长期以来的虚假、空洞与刻板。大概从2017年开始，以《战狼2》和《建军大业》两部影片为开端，主旋律电影逐渐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并通过《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片得到验证。
确切的说，主旋律电影真正意义上融进了它应有的类型范畴之内，比如战争片、动作片和传记电影，它们无一例外对类型范式提出更高的要求。越是强调娱乐化的表现力，就意味着越在淡化宣教意味和政治话术。对于历史战争题材的主旋律影片来说，革命话语的现代性诠释是影片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对于当代题材的主旋律作品，类型要素的合理融入便为其是否具备表现力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中国大陆的独立电影和更广泛意义上的艺术片，是很难对接到主旋律电影的，因为此类主题无法提供足够尖锐的思辨性。艺术电影在这个领域将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然而，《我和我的家乡》首先是一部相当不错的喜剧电影，其次才是主旋律电影。总的来说，《家乡》对小人物的关切，对类型逻辑的构建，乃至方言的运用，可以说是近几年在主旋律改良主义道路上最成功的一部。它在宣传上紧扣当下“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命题，但实际只有很少的几段颂扬式语句，多数时候是依靠情节、动作和场景本身来侧面弘扬战绩。除了《北京好人》和《天上掉下个UFO》在从日常用语转换到颂扬句式的过程中略显生硬以外（也都是半分钟以内的生硬），其余三部电影都非常舒服地传达出了歌颂的意味，基本不会让人反感。本片有意采取受欢迎的喜剧模式，试图让中国乡村这一意蕴丰富的叙事空间重新回到主流影像之中，并借此表达国人对故乡的复杂意绪——即便片中的乡村景观仍然具有十足的假定性，是精心挑选而出的先进榜样，但这依旧是一次有意义的展现。五部短片中，尤以徐峥的《最后一课》表达最为充沛。
以叙事空间来看，只有《北京好人》的舞台设定在大城市，仅在结尾与乡村进行对接。葛优扮演的张北京延续了《祖国》里的热心肠与小市民心态，我们无需知道他如何从出租司机变成了停车场管理员，也无需了解突然出现的衡水表舅的身世背景，总之他们就是这样出现了，作为一个关联起家乡形象的符号。但宁浩的处理又不仅仅停留在符号上，而是从原型出发延伸出了鲜明的地域性。他回归到了擅长的创作领域：底层叙事与平民（黑色）幽默。
宁浩电影美学的主要载体是小人物，而葛优又是某种程度上北京百姓的代言人，二者在本片中的化学反应不亚于早期的冯小刚京味儿喜剧。《北京好人》在有限时间内，几乎做到了不间断的抖包袱，并且每个都挺响，进而浇筑起数个精彩的喜剧情境。再加上它是影片的第一个故事，利用出色的类型元素转换和巧妙的冲突设置，迅速让我们进入到了舒适的观影情绪之中，类似《前夜》对《祖国》的积极作用，为整桌菜肴开了好头。
从这部短片开始，我们将发现互文作为一种重要的笑料填充，在电影中被持续复用。也许是对徐磊那部作品的印象还足够新鲜，张占义的出场，同样的角色姓名，以及结尾载着葛优骑平板车时的表情和机位，便立刻让我联想到《平原上的夏洛克》。于是，淳朴而木讷的表舅占义与圆滑而善良的张北京，就碰撞出了带有互文性质的别样趣味。宁浩还有意为之地将看病这件事，变成了自己擅长的类型题材：犯罪喜剧。张北京作为一个不自信的骗子，带着另一个更不自信的“局外人”试图占医保的便宜，在医院里上演了一场曲折的骗局。
观众能在本片中，发现偷盗电影和越狱电影里常用的表现手法。张北京与表舅在候诊室的戏，就是加入了浓烈喜剧元素的瞒天过海桥段，且有效利用到了医院的空间特性。此时表舅已在外形上被改造成近似张北京的模样，却看到对面坐着真正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患者，而两位警察在身边落座，又增添了紧张感。人物通过外貌、动作与表情，产生强烈的滑稽效果。诊室看病的桥段，从医生对心虚的表舅的问话，到埋怨他一个衡水人干嘛叫“北京”，再到张北京闯进诊室破局，整个情节设计从头至尾完整连贯。高血压的过渡戏，引出了张北京“越狱”的第二个大情节，从抓获到逃脱再到抓获，节奏感也拿捏得很好。然而在本片中，我们不会看到宁浩电影以往的象征性社会秩序的呈现，仅保留了重复的情节动机和循环的类型形象，即便如此，也足够精彩了。
而徐峥的《最后一课》和开心麻花团队的《神笔马亮》，是其中最煽情的两个作品。在二者构建的叙事氛围里，这样的煽情是恰到好处的。《最后一课》中，范伟扮演的老师因脑梗塞诱发老年痴呆症，让他的认知猛然回到了28年前在农村支教的时候。电影还特意将老范现在的生活安置在瑞士，以此与中国的乡村景观形成反差。从阿伦·雷乃到塔可夫斯基，从米歇尔·冈瑞到诺兰，“记忆”与“时间”本就是电影最愿意探讨的两个严肃话题，也赋予了电影影像厚重的哲学性。《最后一课》借助范老师这一形象，将不同时空的乡村图景串联到一起。早已长大成人的学生们，在接到消息后全力以赴还原92年那间漏雨的教室。简陋的样板式虚构场景，恰恰成了实现心理真实的唯一手段，就像《再见列宁》中描述的那样。
至此，当范老师重新踏上当年支教过的土地，叙事便孕育着一种空前的情感张力。镜头渐渐走入他脑海中的图景，预示着他的视像终与自己的主观意识弥合，而短片也成为了纯想象性事物整体的客观化展示。我们跟随老范的记忆，亲临1992年的望溪村，在最后一课上发生的事情，将揭示“二加二等于掰”“颜料”等暗语的含义。然而，手机铃声扯断了老范的幻象与现实的联结，两个时空也再次被撕裂。镜头以老范的主观视角为引导，重新走过为学生冒雨取颜料的道路，最终回到了当下的时空，曾经姜小峰的黑色涂鸦，已变成斑斓的彩色教室。可以说，《最后一课》是五个故事中最具水准的一部，它通过个体记忆与心理困境，精妙地展现出乡村的发展和变化，即完成了主旋律的诉求，也捕捉到了人物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连接。
《神笔马亮》同样编排了一个样板式的虚构场景来掩盖事实真相。沈腾扮演的马亮得到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的留学机会，与此同时他却要放弃这个机会，去茴香村扶贫。练摔跤的妻子秋霞不仅反对这一决定，还去单位大闹一通。迫不得已，马亮便用自己的画笔布置了一间大学宿舍样板间，并虚拟了一系列俄罗斯风貌。不管是否为导演的有意为之，《最后一课》和《神笔马亮》这样的安排，也隐隐投射出电影与现实的关系，电影正是用场景与美术上的谎言，去抵达更真切的情感和真理。在这个短片里，闫非彭大魔毫不意外的互文了《西虹市首富》，我们也看到不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画作，以及更多的乡村空间的展现。本片较有情感张力的戏是向日葵拍照和秋霞杀回茴香村的结局。
从这两处情节可以看出，《神笔马亮》在主旋律叙事中插入的情感主轴，来自于主人公的家庭关系。一方面是当马亮对秋霞的爱与自己的抱负产生冲突时，费尽心力所营造的假象，另一方面是秋霞得知真相后，为马亮自豪并感动。当然，所有人物的情感动机和最终的落脚点，都遵循了小品的剧作结构，也就是说剔除掉了长片里应有的反应段落和余绪，将复杂的矛盾独立进行简化处理并易于理解。
邓超俞白眉一度被视为烂片组合，却超水平发挥拍出了《回乡之路》。事实上，这部短片仍要比《北京好人》《最后一课》和《神笔马亮》落了一档，但它不管怎么说，还是实现了相当的观赏性与情感表达。《回乡之路》的有趣之处在于，带货主播闫飞燕与乔树林之间暗含着一种身份调换的意味。闫飞燕作为成功人士，衣锦还乡参加母校校庆，一路上回忆着漫天黄沙的贫苦童年，回响着老校长渴望学生们走出去改变家乡命运的谆谆教诲。而乔树林甫一登场，便显得轻浮乖张，一副不正经的骗子模样。但是到了最后，我们发现乔树林才是真正为家乡做出贡献，哪怕自己破产也在所不惜的那个人，而闫飞燕反而透露出某种虚伪傲慢的姿态。也许在现实生活中，对机场人员无理要求的威胁，对周围人不怀好意的警惕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本片的情境下，闫飞燕对周遭人的反应和举动，乃至于预订五星级酒店等情节，实际上暗示了她才是更善于伪装，兼有些微“反派”特征的人物。当然，故事最后所有的矛盾也被简简单单地化解掉了。
唯一拖后腿的作品，便是陈思诚的《天上掉下个UFO》。整个故事的戏剧张力、人物设置，以至于最后的悬念解决，都相当的平庸。对乡土情结的表达，也仅仅止步于看似不远的两个山村，却因交通闭塞而无法追求梦中情人，似乎作品既没有对乡村生活的思考，也不愿意投入精力营造独特的乡村图景，无论格局还是情感都显得有些小了。与之相比，《最后一课》是以老范的记忆串联起28年前后的乡村变迁，是复现与对比的结合；《回乡之路》用数个镜头描绘乔树林与沙漠的对抗，同时为短小的公路片结构提供了演绎空间；《神笔马亮》则是以墙壁上和稻田里的绘画，来构筑不同于一般现代性乡村的艺术趣味；它们相比本片，均对乡村景观的影像表现力有着多一层的想法。
同时，《天上掉下个UFO》也是互文手法用的最多的一部，却并没有带来丰盈的诙谐效果，反而有打广告的嫌疑。从开头《疯狂的外星人》，到王宝强刘昊然登场的升格镜头（《唐人街探案》），再到彭昱畅扮演年轻黄大宝（《夺冠》），甚至是黄大宝这个人物的技术宅个性，也指向了《我和我的祖国》的《前夜》。但这些互文只是呼应和对照，除了调动既有的观影经验产生联想以外，并没有在文本上发挥更大作用。当然，诸如《神笔马亮》所召唤的《西虹市首富》，也没有什么剧作上的意义，但它未被频繁运用，也没有破坏文本表意的连贯性。
即便如此，从整体性上看，《我和我的家乡》作为拼盘电影，五部短片的风格和剧作还是均在合格线上，没有太大差距，因此通篇看下来是流畅爽快的。虽然影片有其择优选取的展示动机在里面，但丰富的类型元素、同一性的主题和稳固的戏剧结构保证了它的娱乐效果，从立足小人物，抒发乡土情结的角度进行阐释与描述，不仅极大消解了过往主旋律文本中的宣教口径，同时也突出了成熟的类型创作所体现出的情绪张力，称得上一部观赏性极强的商业电影。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家乡》五个短片所选取的舞台，从比重上看，显然还是在突出表现更多中国人的故乡：农村。在我看来，电影试图呼吁更多的人回到家乡，投身“美丽新乡村”的建设中去。不管是否有效，至少在中国电影史上，乡村与城市是并列的两大叙事空间，同时也形成了二元对立。与城市相比，乡村电影较晚出现，且一出现便是有着自然美学和意识形态双重意味的空间范畴。而在所有这些实际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式中，乡村电影相对于城市电影，却扮演着偏袒的阐释者的角色。中国的乡村影像一直以来缺乏城市影像的多元化、深入度与系统性。尤其随着新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影像被进一步边缘化，寄寓于独立电影和艺术片之中，无论产量还是票房都不足以对抗主流的城市电影。
中国电影发端于以上海为主的大城市，因此更多展现的是城市生活。早期的乡村电影类似于城市空间的补充，主题多为传统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揭示，与乡村的空间属性关系不大。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兴起，连带着让乡村题材步入了一个高峰（《狂流》《渔光曲》《海葬》），彼时是以农村阶级斗争和革命议题为主。而建国后的“十七年”电影时期，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不少乡村电影的杰作问世（《农家乐》《土地》《陕北牧歌》）。改革开放之后，赵焕章、胡柄榴、谢晋、谢飞为代表的乡村本土书写，以及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强调象征性、寓意性的新乡土叙事美学探索，也就是四五代导演的交替之际，是乡村电影最后的高潮。第六代导演以及新世纪的青年导演，大多将目光放在了县城、小镇和城乡接合部。
主旋律语境下的《我和我的家乡》作为多半个乡村电影而言，难免是片面的，比如其中所有的乡村新面貌，无一例外都是度假村，显得有些单一。但影片对乡村的刻画也有其可取之处，哪怕有不少暴露出了创作者对新农村的脸谱化印象。比如《最后一课》中的几个全景镜头，依稀还能看到霍建起早期作品的诗意性乡土表达。比如《北京好人》结尾只有几分钟的现实性叙述。其积极意义在于，至少让乡村空间重新得到一种主流影像的关注，同时还有主旋律加持，由此而号召更多主流乡村电影的出现，会是一件好事。
然而，如果跳出这部电影的语境，那么乡村不仅是作为政治组织的一种空间建构，本质上还是一个生活空间，是日常情感空间，是属于乡野之间的邻里关系和村落关系，是可以用社会学、民俗学、传统伦理从多角度考察和诠释的文化空间。对于电影影像本身，尤其是中国电影而言，乡村先后受革命话语、启蒙话语和乌托邦话语的主导，直到如今凝结成一种复杂的表意空间，理应受到作为观众的我们和主流影像创作更多的关注。要知道，我们不仅需要《我和我的家乡》这样高度类型化的乡土叙事表达，也需要《村戏》《喜丧》以及具有现实表现深度、人文关怀和风格化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