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0-07-16

唐伯虎点秋香2之四大才子:闹剧的最后挣扎

闹剧是什么？似乎没有约定俗成的解释，因为制作闹剧的人从来不觉的自己的东西是闹剧，由此可见它是一个贬义词。喜剧是什么？这个就一言难尽了，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种智慧，而且是一种高超的智慧，尤其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谈何容易？喜剧的内核永远是一出悲剧，它戏谑的茧刻下有着朴质的人文关怀，嘲讽中渗透的一股子悲鸣。最好的喜剧即是“黑色喜剧”，它上升到了悲天悯人的格局，悲不再加以掩饰，和喜感来的同样猛烈，悲喜交加，水火不容的元素碰撞出一块吞噬人心的黑洞，让观众破笑为啼、笑泪同飙。卓别林如此、伍迪·艾伦如此。荒诞剧不是喜剧，它具备了喜剧的悲鸣，却抛弃了常规的戏剧冲突和人物塑造，将影像和叙事搅攘的支离破碎，一切尽显狂躁。滑稽剧更不是喜剧，它虽然有了喜剧的调笑，可没有一个根基来支撑它的笑果，它不用去过多考虑文化和心灵，因为一只憨态的企鹅摔倒也是一种滑稽。

那么闹剧是什么？首先它没有文化性，它常常把故事设定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年代，可以是古代，但是说的是现代的语言，也可以是未来，可是那个未来一切都还很落后，所以创作闹剧的人是很省事的，他们不用考虑时代的背景，人们穿什么、人们想什么、他只需要把下个月就会过时的网络桥段拆拆解解放到一个纸搭的空中楼台上，让演员就在上面摇摇晃晃的念着对白。这就是很多人吹捧的后现代解构，其实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它没有叙事性，但又没有荒诞剧的酷炫与疯癫以及巧妙的结构，如果说荒诞剧是成人的狂欢，闹剧就是小孩子尿泥地里打滚，闹剧的任何桥段都是矫揉造作的，我们甚至可以撇开呆板的定义，直接用会不会让人发笑来审视何谓喜剧，这样一来闹剧的处境就更为尴尬，观众除了在观看闹剧过程中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然后冷笑之外，并没有什么会心的言笑？那么这样一来闹剧是什么？可以说它什么都不是，一无是处，但为什么闹剧在中国突然大面积的泛滥了呢？我甚至会发问，中国有喜剧嘛？

“闹剧”是个国外传来的，但是有一点让人感动，国外拍摄闹剧的人的姿态本来就很低，他们的目标也很纯粹，知道他们不是在拍《公民凯恩》，他们只管肆无忌惮的制造离奇情节，尽情屎尿屁性，不管是《惊声尖笑》还是《美国派》，纯粹的东西是会让观众笑了起来的，观众看闹剧的心态也无非是想体会一种简单的喧杂，功劳就是那些屎尿屁性。当这类东西移植到我国必然是要和谐的，可没有这些东西势必就和不做爱的A片一样，毫无意义。不要小看他们，卫道士眼里的低级趣味玩转好了也可以上升到高级智商，就像贾徳·啊帕图的喜剧电影一样。
刘镇伟近几年总想去复制《大话西游》的成绩，《情天大圣》、《越光宝盒》不厌其烦，而且自我感觉良好的以为又拍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结果却拍出了我以为的人类史上最难看的电影，（《越光宝盒》里郭德纲想出了让曹军克服晕船的办法，骑马的时候侧着骑左右摇摆，这样的桥段标志着一个电影低智商的极限）他的动机实在是单纯了。一部好电影的成功就像一个人的成功一样，是不可能复制的，当创作变成了投机，在前提上就是一次失败。周星驰的辉煌就像卓别林一样，《城市之光》换个人演就不是《城市之光》，卓别林的成就也伴随着默片时代的伟大，同样周星驰也和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密不可分，当那个时代远去，聪明的作者都会选择勇敢离去，在新时代里摸索，努力塑造自己的新价值，而不是恋恋不舍的沉溺于过去的踪影里。
我们之所以喜欢香港电影恰恰就是因为那一份恶俗，无论是周星驰早期的电影还是吴宇森的警匪、枪战、“古惑仔”，当还很少接触好莱坞电影的那个年代，香港电影里打不尽的子弹、射不完的精，混混们为了争夺马子、地盘血战街头、周星驰看毛片挖子弹，即使是《大话西游》也充斥着解不开的裤腰带和被践踏的小鸡鸡，我们喜欢它不就是因为它那份不加掩饰的下三滥嘛？一种肆虐的张力和酣畅的真性情。

当我走进电影院，在《唐伯虎》和《嘻游记》巨大的招贴海报中，看了一场《玩具总动员3》，让我又笑又哭，好的喜剧是爱电影的人拍给观众看的，闹剧只能说是不爱电影的人自己在那里玩的，他们的目的也是投资方的目的，虚张声势的招呼所有人进电影院，靠着几张明星脸和吃老本的伎俩，来看一场综艺耍酷秀，能多赚一部是一部。
好比有一个阶段，千禧年后吧，香港电影充斥着烂俗的爱情故事，当它多到一个层次，就突然灭绝了，如今闹剧、警匪片也都是回光返照，无论再拍几部大话西游和唐伯虎，它的贡献只会让观众看到这些“伪闹剧”的真面目，加速它的消灭，以备让市场更平均的分化各个类别的电影，而不是让胡闹扎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