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俩，坐在狭窄的圆桌吃饭，嘴里嚼着鸭舌。女儿突然狡黠的说，我把他两都解决了。母亲露出得意的表情，一个都没留。女儿说，留了一个。女儿说，你嘴里吃的鸭舌，就是他的。

ART 与日常在大陆导演的叙事中，鲜有杨明明这样立场分明却又严丝合缝的表现。我们以为，art似乎是跳脱日常生活之外的另外一种镜头方法，或者看不到art与平庸日常是云土之别。那些表现日常的文艺电影作品，或者以剧本的流动性价值指向来透漏导演的旁观坐标。或者根本就是将日常看作一种符号，利用表现符号来区别与庸常本身，试图以庸常来表现它的对立面。杨明明却另辟蹊径，既不去旁观庸常，也不与庸常对立，而就是要表现庸常本身，表现生活庸常的那些毛毛愣愣的犄角旮旯。这次，是母女关系。

母亲与女儿作为写作者，或者ART的实践者，他们必须是疯子。疯子，就是不同于“正常”。这里的正常，是我们所熟知的母女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血缘伦理之上。这里的正常也是一些“正常人”所做的“生活示范”。我们怎么与母亲相处，我们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我们怎么利用（经营）情侣关系。这种生活范式，具有强大而持久的韧性，它们被无数次的实验，它们最为原始简便，于是也就最为坚实难改。但是艺术中的母亲与女儿，又必须是跳脱的，母亲贪婪的喝奶，就如同对男人的渴望一样强烈。女儿对男友的距离感，对自己不能太好，太好的人似乎都是假的。母女俩吃瓜、吃羊蝎子的沉溺，在停电的夜里点上蜡烛，是她们对生活中艺术质感的敏锐捕捉能力的倒映，她们身体中那种蓬勃生动的活力在贫乏生活间是如此的栩栩如生。她们都是有才华的人。

《柔情史》是女性的柔情史，在影像中斑驳绚烂的女性的衬托下，男性都显得呆板、单调、乏味，甚至有些灰头土脸的，他们的感情世界空洞又世俗，真应了母亲的那句，不要给我说男人，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