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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薇薇安刚开始进医院检查时,因为Doctor这个词的一语双关(既有医生的意思,又有博士的意思)而出现了一个小笑话。
医院人员:(Doctor?)(你的医生是?)
薇薇安:Yeah, I am a Doctor of literature. (是的,我是一名文学博士。)
薇薇安在放射性检查室一边被扫描,一边说:“我是一名文学教授,我研究的方向是……”既像是跟工作人员说,又像是喃喃自语。因为工作人员根本没有任何回应。
薇薇安生命中最大的自我定位就是“文学教授”这个角色。她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甚至连男友都不曾交过。
没有面临死亡威胁时,她沉浸在这种对文学的追求和对教学的严谨中自得其乐,而突然,她只能在医院,因为治疗头发全落光,不能去上课,只能在医院经历各种治疗和检查。在死亡的威胁下,她最急迫地面临着自我危机:我是谁?
最开始,她毫不犹豫:即使我生病了,我还是文学教授。
慢慢的,她开始明白,在死亡面前,没人在乎你是谁。对于医院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要了解的是你的病症,至于你的社会角色,那一点也不重要。那么,除了文学教授,她还是谁呢?
薇薇安在医院的病床上,臆想着和学生们上课的情景。她对文学更多地是从智力上的分析和研究,而不是从生活中体悟和感受。
薇薇安回忆起在大学学习时她的导师曾把她叫到办公室对她的作业做了一次点评。点评完之后,她的导师对她说:“不要去图书馆,那里没有你想要的。去生活吧!”
然而,她走出办公室,看到草地上的欢乐的学生们,一时不知所措,最后还是选择了去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