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恒立
公众号：抛开书本
本文为“荷兰艺线”特别约稿各位新年好。春节的推送是一篇“荷兰艺线”的约稿，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在原定公众号首发。也许我还是过于理想化了。
对于文化交流这件事，我们可能还没到谈论其本身难度的时候。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因为当下对话的空间极其有限，我们才更需要去观照他者的交流经验。
今天，这部入围过48届鹿特丹电影节的纪录片在腾讯上线。
《内心风景》首先是一部关于艺术创作的纪录片，其次，它聚焦的这次艺术创作还带有跨文化交流的背景。
艺术创作与跨文化交流，这两者即使不说是矛盾的，在运作方式上也是异质的。这种异质性体现在两者同步运行时会相互消解，结果或是会让两者都无法运行，或是（更经常地）让两者的运行都过于顺滑。
运行过于顺滑，产品便会是轻飘飘的，可以呼啸而过，但留不下痕迹。就像如今大多数以“跨文化”为主题和目的的创作行为一样。
弗兰克·舍弗尔（Frank Scheffer）作为荷兰重要的音乐纪录片和实验影像作者，大概是明白这种危险性的。他更加明白的是，如果自己不甘于做一部功能性的“幕后纪录片”，而是希望摄影机代入一个可以说是“第三异质性”的创作者视角，情况就会变得越发地微妙。
对影迷来说值得庆幸，舍弗尔勇敢地去这样做了，而且交出了一套比较令人满意的答卷。
这大概，我想，一方面要归功于荷兰艺术界丰富的“跨文化交流”经验，具体到本片来说，就是从1990年荷兰音乐学者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施聂姐（Antoinet Schimmelpenninck）等创立“磬”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CHIME,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Chinese Music Research）以来的，二十余年中艺术家对跨文化背景的体认，对中国音乐的感受以及在此基础上合作创作的经验。
另一方面，导演选择的描述性的，在关切与疏离之间找到恰当平衡的介入方式，也保证了纪录片现实中复杂性的呈现。
荷兰毫无疑问是艺术大国。尽管“黄金时代”创作力井喷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尽管20世纪下半叶以来实用艺术的比重已经在纯艺术之上，但“郁金香狂热”留给风车之国最重要的财富——市民社会基底与建筑其上可以保持一定活力的集团化商业结构，依然能确保这个国家作为艺术世界流通者、收藏者与鉴赏者的地位。
所以，二十年多年前那场确立中国音乐家郭文景国际地位的歌剧《狂人日记》首演发生在荷兰艺术节不是巧合，多年之后，郭文景与指挥斯班里亚德（Ed Spanjaard）、荷兰新乐团（Nieuw Ensemble）重聚来完成新作就更是前缘再续了。
音乐家之间的默契与拍摄者的经验使影片呈现出了一系列创作过程中非常具体的，不妨说是真正“跨文化”意义上的交流。
这些交流涉及戏剧创作的流程问题（要不要自己写剧本），中西乐谱不同体例间的通译问题，对符号的感知（Snake？！），唱腔发声的共鸣位置，以及，比这些只是稍稍抽象一点的，对旋律性的不同标尺（川剧旋律的起伏较小），和对打击乐作用的不同期待。
在呈现这些具体问题时，导演大胆地把特写甚至大特写作为主要景别，用一种带着冒犯感的方式去记录艺术家表情的细微变化，更有效地将具体的人引入了跨文化交流的具体问题：斯班里亚德谦逊谨慎，但始终显得困惑；郭文景宽和诚恳，却一直郁郁沉思；沈铁梅有艺术家的自得自负，甚至略显强势。
然而，如果我们留心到斯班里亚德向司鼓苟骥学习简谱读法时摄影机捕捉到的她的神情（甚至还有一个插入的大特写镜头）变化，就会明白即使的确如郭文景所说，“东方对西方的理解远在西方对东方的理解之上”，与东西方客观的千里之距相比，恐怕我们只是比对方多积了一个跬步而已。
这一点导演意识到了，影片中艺术创作的核心郭文景其实也意识到了，最后《思凡》在阿姆斯特丹演出时的观众中也有人意识到了。
全片最见主创功力的段落之一，两国艺术家关于鼓的音高的分歧，与英国知名音乐网站Bachtrack对阿姆斯特丹演出的评论形成了有趣的呼应。
在分析了郭的作曲思路之后，Bachtrack评论说：“新老元素的层次化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强制的重叠而不是平顺的和谐。特质鲜明的帮腔与发出‘砰’、‘哒’声音的打击乐被证明依然是最贴合沈女士表演的”。
从“将东方与西方的东西放在一起，是要产生一个新的东西，不是对话”到喟叹“郭文景，差远了”，这位名列中国当代最佳之一的作曲家从踌躇满志到沮丧失意，在影片中只用了三分钟。又过了五分钟，他感慨：“如果过去二百年是中国的文化在影响全世界，那也许今天大家听中国的音乐会觉得很自然，（他们）一听小提琴的声音，（或许）还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乐器”。
壮志、伤怀到隐隐的愤懑。丰富的情绪，效率极高的剪辑，立体的艺术家形象，八分钟，堪称华彩。当然，这也让我们记起影片开篇呈现的创作焦虑情绪，并且很快，在这八分钟之后，片尾时，郭文景又回到了家中的地板上。全片九十分钟过去了，导演告诉我们，艺术家依然被创作焦虑困扰着。
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确信，“跨文化交流”只是这部影片的背景，只是基底。创作者真正想说的还是艺术创作本身，还是一个东方艺术家的创作状态。如同导演穿插全片的那些迷蒙、沉静、清峻或（甚至）神秘的“东方美学的”空镜头，郭文景在镜头前大多显得被动、疲惫、无奈，持重又深藏不发，以至于有时显得木讷、尴尬。
除了那一段94年的影像之外，似乎只有在音乐学院食堂如少年时那样啃玉米时，他似乎才找回了些二十年前的风发意气。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想要暗示郭文景“创作力”的“衰退”，这也应当不是导演的意图。“创作力”并不是能简单量化的东西，更不能通过艺术家表现出的状态来判断。说这是一部关于“艺术创作”的电影，其所指应当是更复杂一些的东西。
在一篇文章中，郭文景曾说：“自生自灭，对民间音乐来说，也许是最干净自然的结果……可我相信，即使它们湮灭了，其灵魂也将在那些受了它感召和点化的艺术家的作品中显灵”。
我愿意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传统”在本片中的意义。创造性的“天才”艺术个体是启蒙时代留给艺术史的众多神话之一，到今天，我想，已经是一种过时的思维方式了。
无论是青年是躁动的想象力，还是中年之后技艺圆熟以无厚入有间的巧思，还是只有少数人有幸做到的更深邃的境地，艺术家都在处理往昔“灵魂”的“感召和点化”。
个体与环境、体制、传统的关系，对关系中不同要素的取舍，就是艺术创作本身。
所以说，“跨文化交流”与“艺术创作”是异质的。这样说更是因为，艺术家对不同要素取舍的依凭和参照，是他对自己与传统之间关系的理解。沈铁梅与斯班里亚德因此可以清晰地给出自己对不同音高的鼓的选择，而郭文景面对这样的选择时，就有了进退失据的尴尬。
站在摄像机后的导演舍弗尔一定庆幸自己无须参与其中，因为这段名为蒙太奇的安全距离足够经验丰富的他把“跨文化交流”与“艺术创作”二者分出相对明晰的层次，完成一部优质的纪录作品。
荷兰艺线在腾讯艺术频道上可以免费观看，本片今天上线，观看可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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