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发了一句短评，然后炸出来不少张老师人口社会学课的同学，还有同学发现了我是谁（笑）。但是看完这部纪录片，再加上封了一个半月的寝，心里真的觉得很沉重。然后把写的一些东西的纲要罗列一下，目的一个是想发表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被某些人让封嘴之后，另一个是可能会帮后来的师弟师妹们选题（bushi），如果有补充的可以回应哈哈，权当苦中作乐了。

一、行动向度和视角的讨论

1.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两个方向的运行逻辑，一个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个体的“日常反抗”。就像斯科特说的那样，虽然“剧本”的制定权我掌握不了，但我可以变通让前者走样。如果上面让绝育那我就跑，让交罚款我就拖。另外一个是自上而下治理的制度逻辑，内容参见周雪光。省里文件强调绝育比例的高标准、车载喇叭里喊的对干部不力“一票否决”、乡干部前往马一村“包村”指挥“打持久战，真的像是从周雪光有关计划生育执行的论文中走出来似的。

2. 这两种行动的向度在马一村里相遇，体现为三方面主体的行为视角。乡干部得勒令村干部完成绝育指标和罚款任务，劝他们不能“装孙子”，但是也会策略性地肯定村干部的付出。村民则是一种类似于“合法的抗争”的眼光，把作为上位者的国家、村民自己和乡村干部分开。比如说荣荣家里添户口和交罚款这件事，荣荣在回应张国红时强调不是自己违反国家政策不交钱，而是自己“没权没势”“没有关系”办不了户口，把国家和乡村政权相区别。夹在中间的村干部两头都得“应付”，觉得“里外不是人”，于是就得“软硬兼施”利用人情、长辈等资源地位让正式权力得以非正式运作，参见张国红给荣荣奶奶“讲家常”（虽然最后总能绕回到绝育上）。

二、民间弥漫式宗教的讨论

1. 马一村这种将基督教、佛教、传统民间宗教和革命传统融汇在一块的东西，可以理解为新的民间信仰，属于杨庆堃意义上的弥漫性宗教。不同于制度性宗教（按照杨庆堃先生原意指的是佛、道）有独立的神学世界观和神职人员组织，弥漫式宗教更多的是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表现为文化民俗、祖先/英雄或者是多神崇拜的特点，比如说马一村的生育信仰。而基督、佛的元素一方面说明制度性宗教和弥漫性宗教并存，一方面也说明两者也可以互为资源和机会互相利用。

2. 传统中国是一个“皇权不下县”上下二分的结构，“双轨政治”其实是常态，人治特色相当浓厚。49年以来，国家对农村基层的控制迅速加强。村民个体从原来的“祖荫下”（或者说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枷锁）走出，团结在领袖推动的社会工程周围。78年后，同前30年相比，国家给基层释放的空间更多，甩手的责任也更多，村民以个体而非集体的方式面对现实的苦难，于是利用前30年的革命传统和卡里斯玛权威，糅合到民间信仰当中，产生了一种有新内容的弥漫式宗教。

3. 这种民间信仰反映了王斯福所说的“帝国的隐喻”。还是从传统中国社会上下二分的结构框架走，按照王斯福的观点，民间信仰和帝国正统信仰之间存在着内容方面的很大差异，但是在形式上是相通的，有着语法学意义上的“隐喻”关系。帝国统治者的秩序从而可以借此灌输在百姓的头脑之中，在49年以后依旧存在。张青梅在建三官庙时对领袖像的解释就是一个例证。

三、村庄发展恶性循环和社会断裂的讨论

1. 影片的后半段有个场景，张国红讲他的肺腑之言，张青梅不时搭几句话。在这个场景中，我仿佛看到一种发展的恶性循环。村子里洗煤厂、砖厂没了，村民收入少，节制了在村的生育意愿，也让年轻人包括老人选择离开，村中年轻人结婚的消息愈来愈少（参见村干部说光棍）。村子里本来有生育能力的人多（参见前妇联主任达达和李东山的谈话），但是长期的绝育让其数量锐减。这种情况使得村子里的孩子愈来愈少，可绝育指标却不管这个（因为是自上而下机械执行）。完成不了就罚钱，村集体于是又得亏钱。上级政府找乡，乡里面再找村，村干部挨批去找绝育钉子户，绝育钉子户也愈发不交，“钉子”愈来愈硬。然后村庄的发展状况愈发留不住人，村民的生育又受限，再反过来影响发展状况。一种恶性循环就诞生了。

2. 绝育钉子户为什么不愿意绝育？荣荣奶奶说绝育了就“没人了”，张国红说农村是个底层，社会保障不如城里，指望不上，实际上都在解答这个问题。孙立平曾经听图海纳说法国社会是一个马拉松式的社会，跟不上的人被甩出社会之外。从马一村的发展状况、村民的保障来源和支持水平、以及村干部对底层身份的认同，其实都是一种社会断裂的症候。这种漫长又残忍的马拉松，实际是一种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在作祟，而这种话语体系服务于现代化的社会工程。在“妈妈的村庄”里，“发展的故事”继续上演，“废弃的生命”也在继续制造。

四、女性权益受损和人口政策后果的讨论

1. 关于女性权益受损的这方面，我的女权主义理论学的有限，（当然也有可能我是男性个体，没有那么强烈和深入的体会）所以可能不会谈得很深。但是我直观来看，无论是绝育在人们的头脑和行动中只对女不对男，女性的身体直接成为权力划分、处置的对象，并带来长期不可逆的损伤，还是女孩嫁出去以后就如同泼出去的水，在张国红头脑中还是“连自己都管不了还管人家”的形象，我都能看到一种对女性的歧视问题，而且这种结构-文化性歧视让女性个体承担更大的痛苦。“妈妈的村庄”也是一个由妈妈们的悲欢所筑就的村庄。

2. 关于人口政策方面，虽然像福柯说的那样，人口问题的出现象征着国家权力运作的新层面，人的个体也成为了权力关联物和知识对象，但是国家权力运作和有关工作人员也必须以人权为标准对所有的“鼓励性”和“抑制性”举措进行审视，这是我深刻认同和强烈呼吁的。就像托马瑟夫斯基说的那样，威胁和歧视是绝对违反人权标准的。对承受绝育不利后果的妇女的漠视，在不尊重个体的前提下要求育龄妇女强制人工流产或绝育，这些过激的做法都是违背人权标准的，应当予以严厉制止并引以为戒。

总的来看，我看完这部纪录片后的最大想法，就是搭建起了一个马拉松式的社会分析框架。马一村自身由于被排斥出社会，自身特殊性的发展情况陷入了恶性循环也缺少关注。作为社会与底层的接触者和联结者，村干部面临着上下两种逻辑的对冲，只能以“软硬兼施”的方式让以计划生育为代表的正式权力决策已非正式的方式展开运作，还常常面临着两头不讨好的处境。传统的革命资源和既有的人治传统和民间信仰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与现实生活相融合的弥漫性宗教，并作为底层社会发展处境的异化反映和心理慰藉存在与人的头脑内。这种宗教在形式上同传统帝国的双轨政治和领袖或政绩的卡里斯玛权威存在着形式上的同构性。而处在恶性循环中的村民们，发展机会受到限制，社会保障支持乏力。生活在马一村里的妈妈们，肩头上承担着更加沉重的苦难。因此无论是谁，村民们要么选择离开故乡主动拥抱主流社会，要么就是“熬时间”继续诉说“妈妈的故事”。当然，说这些并不是说马一村的人们都是一种脆弱（vulnerable）的形象，他们身上的主动性（agency）脱胎于既有的物质条件和习俗观念，只不过不被社会所接纳罢了。

在疫情封寝期间看到这部纪录片，我感受到强烈的无力感。学了那么多，分析了一大堆，结果是一个更灰暗的未来，不但改变不了还让你闭嘴。某些东西我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力有不逮不能说，还有些东西被人盯着形势所迫，自己怯懦不敢说。作为一个初学社会学，以后可能拿本专业混饭吃的普通学生，我可能想像布迪厄那样，从俗常看法和思想定见中去探索、挖掘世界的苦难，为改变社会的行动提供自由的活动余地，努力朝着一个专业视角和人文关怀兼备的社会学人的方向前进吧。最后感谢看完我这个infj碎嘴子的碎碎念，希望以后能为师弟师妹们完成读后感提供帮助吧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