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7-08-12

麻将:杨德昌的牌局——《麻将》

这是我第一次看杨德昌作品，之前对其的了解仅限于：第一，新故；第二，蔡琴的十年无性前夫，同时偷有婚外情：第三，被誉为“台湾的良知”、“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准确无误地剖析台湾社会”；第四，低产，著有七又四分之一部电影作品。

《麻将》是一部直白的电影，导演通过人物对白白描出几个典型的社会符号，具有强烈的惩恶扬善的说教意味。但是杨德昌的说教充满趣味性，观众爆发的笑声次数可以为证。同时，两主两副甚至还有三四条虚线的叙事风格使影片构图相当饱满，咋一看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随着情节推进，主线逐渐清晰；才刚看清，紧接着便是两次高潮迭起，然后几乎所有人物均迅速交代结局了事。除了结尾稍显拖沓之外，整部片子还是比较紧凑。当然，紧凑而又饱满的代价就是大量台词狂轰滥炸，整部片子几乎没有任何留白。就主角特点而言，也还符合年轻人的表达习惯。因此《麻将》营造出一种闹哄哄的喜剧效果，虽然情势急转直下，高潮中引出了象征腐朽势力灭亡的抛弃、痛哭与死亡，但仍让我感到兴奋。

通过《麻将》，能够感受到杨德昌对台湾社会的爱与批判，也能听到他对良知和爱的呼唤。

对待红鱼，杨德昌是残酷的。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不够，还毫不留情地加上了三条人命。假如说父亲和情人的自杀昭示着良知的新生，那么邱董的惨死即是无情的宣判。腐朽的事物消亡了，伴随红鱼的却不仅仅是亟待寻求的爱的真谛，还有必须为践踏法律而负责的下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一颗恶的萌芽就此掐断了，社会还会继续；但对于一个有限的生命而言，年轻的红鱼为自己早熟的行为、甚至为家庭不当的教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对待香港，杨德昌是冷眼的。如果说第一次嚎啕大哭让人以为香港理解了曾经被他玩弄的女人的痛苦，第二天的大哭就耐人寻味了。导演就像一个上帝，把香港和曾痴迷于他的女人倒置，寓言式的情节在教育观众的同时却似乎没能挽救香港。看香港第二天还躲在洗手间里哭得像个孩子，我猜不透到底香港懂了多少，还是仅仅感到羞辱？杨德昌只让观众给他递手巾，但不打算给他倾诉的机会。

对待小活佛，杨德昌的态度是坚决打入十八层地狱。四人团体的解散、红鱼的崩溃和香港的痛哭都没能唤醒小活佛，反而是变本加厉、重振旗鼓，由此可见小活佛的下场是永世不得超生了。所以，就让腐烂的继续腐烂，新鲜的走向新鲜吧。

对纶纶，杨德昌真是充满了仁慈。如果是残酷的导演，有多处我曾担心另外的结果：
1.绑架纶纶和玛特的傻二憨小喽罗失枪走火，当场射死玛特，留下惊恐愤怒的纶纶独自品尝踏破道德准绳的恶果——鉴于纶纶作恶不多，如此下场可谓相当残忍；
2.玛特和马科斯双宿双飞，纶纶不得不面对失恋的打击，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未来。这虽然不是最惨，但也是以不美满结局来启示纶纶和所有迷茫的年轻人；
3.结局，玛特从路那头走向纶纶时惨遭车祸，画面上摇晃一片虚影，象征着恶土之上开出的纯情之花，终究难逃命运的惩罚。这种结局可谓最惨，玛特在影片中象征着纯洁和爱，以她的死亡来揭示爱的真谛，简直就像一场血祭；而路那头纶纶无辜又欣喜地擦亮双眼，竟当场目睹这惨烈的一幕。

所以，可以臆测，杨德昌要不是一个心存仁慈之人，就是逢迎了观众的口味。这个结局相当的温情。不过，一桌麻将只有一个赢家，不安排给纶纶安排给谁。

《麻将》于1996年出品，我惊喜地发现十多年前在我家乡福建所流行的口头语，可见台湾和福建一衣带水的关系，其影响竟深入到语言。“我了（了解的了）”表示“我明白”，“逼样（读第一声）”是一个粗口名词，还有许多不知道该叫台湾腔还是闽南腔的俗语，令许多外来人听得摸不着头脑，真是亲切得很。十多年前我正经历着青葱岁月，中学校园里凡自认非池中之物者也是满口俗语来标榜成熟，在学校里煞是引人侧目。《麻将》里的口音和词汇，竟然毫不费力把我带回了那个时空。我突然想起，正如舍命从塔里班手中抢救电影胶片的阿富汗电影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所言，只有文化，才能使一个民族（这里是“一个种群”）得以保存——同样，只有文化才能造就了人与人的认同感和疏离感。

同意某位观众说的，《麻将》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并推荐给正在经历经济腾飞和信仰缺失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