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11-06

米歇尔·福柯:《米歇尔·福柯》：关于一部纪录片的谱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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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院象山校区，VIP放映厅，坐在倒数第二排的位置上，回过头似乎看见了汪民安，靠门的角落里。我是不认识汪民安的，在电影未开始之前，在手机上搜索“汪民安”，页面上有一张留着长头发的照片，回头，对比了一下，确定他就是汪民安，于是起身，拿着那张“东·西：在此处”的介绍页，走到他面前，叫了一声“汪老师”，然后汪民安便在介绍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没邂逅过汪民安，当然也没有见到过米歇尔·福柯，他和他，似乎都是文本里的一种存在。当初报名参加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想预约的一场电影便是汪民安的《米歇尔·福柯》，但是刚一注册进入到预约页面，报名就满了。幸亏昨天在南山校区拿到了“媒体”的特别通行证，所以今天的观影是可以保证的。当坐在只有五排座位的VIP放映厅，当和汪民安只有一排的距离，当那个签名成为我在场的证明，对于《米歇尔·福柯》这部纪录片的观影，是不是也以特别的方式，从文本变成了一种正在发生的现实？
可是，汪民安却说，这根本不是一部作为展映的纪录片。那时，83分钟的纪录片已经放映完毕，那时，汪民安已经坐在了映后交流的位置上，他的否定是因为：这仅仅是一部放给自己学生看的教学片。为了在教学上取得更好的效果，他把自己收集的相关视频整理出来，又把自己学术交流时所拍的视频补充上去，于是关于米歇尔·福柯的体系，在这部视频合集里基本得到了体现。的确，从纪录片观影来看，这的确不像被定义的纪录片：整部片子按照“人之死”“权力/知识”“自我技术”三部分来安排，福柯生前的大量视频、诸多有影响的福柯研究学者的访谈，勾勒出这三部分的内容，但是这种集合式的、片段的视频，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框架主题，“米歇尔·福柯”这个片名也显得太过宏大；而且，“导演汪民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是正确的标注，因为那些视频，更多是汪民安收集整理的，他不是拍摄者，当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导演。
汪民安也在映后坦诚这不是纪录片，也不是网上所说的“论文纪录片”，当时制作了教学视频，有人说这片子不错，于是拿去在高校放映，不想受到了很好的效果。而这一次，汪民安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国际纪录片大会的评审成员，也没有想到这部片子会被展映。汪民安的语气里似乎某种随意，“他们要放就放吧。”而且他说这部片子没有什么版权，只是为了交流，他说网上也有，大家也可以下载观看。的确，《米歇尔·福柯》作为纪录片不仅在叙述方法上有点不合规范，在传播甚至文本意义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这部片子在《豆瓣》上被列目，但是没有一张真正的海报，而在这次纪录片大会上，介绍页上的海报也是借用了2016年9月11日在北京首映的海报。
作为纪录片，文本似乎是缺失的，汪民安作为导演似乎也是缺失的，而这是不是反而具有了某种文本意义？在纪录片第三部分“自我技术”中，汪民安出现在镜头前，他指出福柯关于人的规训模式是一种自己构建自己、自己塑造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说，他自己把自己作为一个塑造的对象，这就是福柯的“自我技术”，这种自我技术在三个领域里开展，性领域、自我关心领域和说真话领域。在这部分里出现了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声音，他认为，福柯的思想中，作者是不存在的，作者从作品中消失了。“作者之死”仿佛继承并发展了尼采“上帝之死”的思想，在后现代“人之死”之后重新审视人的主体性问题——而这似乎又回到了第一部分“人之死”，在这个段落中，汪民安再次现身，他认为，笛卡尔说出“我思故我在”的时候，是为了寻找“我是谁”的答案，而康德提出的“我是谁”从笛卡尔普遍意义的人的本性变成了对于具体的个体的存在意义，也就是说，康德的“我是谁”指的是此时此刻的我。而福柯作为“康德主义者”，他提出的“我是谁”所研究的是：我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也就是说历史性的我是如何形成的，汪民安认为，福柯所探讨的是“我的谱系学”。
“人之死”不是个体的死亡，而是人这一概念死了，是作为认识的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失效。也正是因为人的概念死了，才有人的谱系学的建立可能，福柯在视频里说：“将我们的文化当成一个即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对象，去重新了解这个文化，重新对待这个客体。”这就是福柯想要构建一个知识的人种学场景。人死了才能审视人的谱系学，才能构建人种学场景，所以在现场有人向汪民安提出：“你是在场还是不在场？”而面对这一问题，汪民安似乎也在“这不是纪录片”的措辞中，又将自己从里面抽身而出，于是，他变成了和我只隔一排座位的观者，成为了坐在上面交流的对话者，即使他在片子里有自己的影像，那也是一个叫汪民安的清华大学教授，正在解读福柯的思想。
但是，当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塑造的对象，人的自我技术过程是不是真的变成了一种谱系学？福柯似乎正在解读这一谱系学的场景：“让我感兴趣的问题是问题的历史，或者说是问题的谱系：为何会产生这个问题？为何会产生这样类型的问题？为何在某个时刻出现这样的提问方式？”福柯在片子里说着问题的谱系学，映后的交流却在实践着这样的谱系学：有人问作者是不是在场？有人问背景音乐《双影对话》是否有特殊的用意，？有人提出在片子中视频应该如何署名？……福柯的片子结束了，这或者只是83分钟的纪录片结束了，而当每一个提问者都提出问题，是不是正以呈现问题的方式制造谱系学的文本：“我们可以思考什么？”而可能性也意味着“我们不可以思考什么？”
思考什么和不是考什么，人之死和人之不死，都是自我技术谱系学的一个侧面，而福柯在“在场/不在场”的文本中面对人这个问题，最大的突围或者在制造一个陌异世界，“就像从镜子里看着自己，仿佛自己与自己是完全陌生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这样解读，而福柯时说：“我们的理性必须要在自身基础上进行扭曲，才能做到将自己视作一个与自己完全陌生的现象，才能重新认识自己。”陌异于自己熟悉的东西，就是在最远除更远的陌异的点上认识自己。如此，一部片子仿佛是镜子，在镜像世界里，或者没有了完整的米歇尔·福柯，或者汪民安不是真正的导演，纪录片本身可能也只是“伪纪录片”，所以在连映后交流都结束的时候，我忽然进入到问题的历史这个谱系学里：如果汪民安真正要拍摄一部关于米歇尔·福柯的纪录片，他是不是会在场，是不是会发现一个陌异的世界——他会不会以“米歇尔·福柯式”的目光来认识陌异化的米歇尔·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