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6-08-21

我是你爸爸:你凭什么是我爸爸

这是王朔亲自导演的首部也是唯一一部电影，而冯小刚在这部电影中则是绝对的主演。从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窥见日后几乎所有与王朔或者冯小刚电影的痕迹。可以说这部电影是后来的这些电影的“爸爸”，当然，这个“爸爸”并不是那么好做。

电影中的人物大约处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过渡时期。丧妻的工会主席马林生和儿子马车生活在京城边缘的某院子里。马林生和马车之间似乎有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他也想让自己和儿子的关系有所调解，但是这种调解似乎又会变成一种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马林生的懦弱、空虚、守旧、虚荣的身子上的外衣被王朔一件不剩的扒了下来。儿子马车也不给自己的爸爸留一点情面，失去“夫权”的马林生揣着即将崩溃的“父权”颤栗不已。

影片中，马车在学校扰乱课堂纪律，这个场景日后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又再现过。事后马林生亲自为儿子写检讨。在雄壮的交响乐中，马林生像伟人一样打开稿纸，挥舞着钢笔。“我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这是资本主义恶性膨胀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不但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伤害了辛勤培育我的老师，和广大教职员工、家长、领导，以及全社会所有对我们寄予殷切期望的千千万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们的感情。教训是深刻的，也是沉痛的，发人深省的。我要对自己大喝一声：‘马车同学，你危险了！’”这些今天还存在着的高度程式化的特定的权力话语今天还充斥在大大小小的会议或者活动中。但是在王朔指定的特定的语境中，这些毫无价值的陈词滥调显得荒谬而可笑。与国家机器有关的主流意识形态在马林生或者这一代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其实现实生活中这种权力话语早失去了神圣的光环，但是在没有权力的代替物之前，或者权力更新之前，这种话语依然苟且存在。

马林生密切关注着儿子马车的隐私。他打开儿子的抽屉，拿着儿子的枪学习警匪片中的人物；拿着玩具电话说，“工会主席马林生的四居室为什么还不分到他手里”，接着又“拨”了一个电话，“公安局吗，请你们立即逮捕马车同志”。这些对儿子隐私的窥探还不足以满足他对儿子的爱。于是他摸马车衣服口袋找那个马车上了锁的抽屉的钥匙，却被马车逮了个正着。面对儿子的质问，他先是尴尬的说“我发誓，头一次”，过了一会说又改变了语气说“人权，那是成人的权利。你算什么？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包括你的生命。从法律上说，你还属于没有行为能力，跟神经病差不多的那类人，不管你行吗？”在中国的传统中，父权几乎凌驾在任何道德之上，甚至法律。父亲查看儿子的隐私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随着西方思想的介入，这种存在在中国大地几千年的旧的伦理立即变的摇摇欲坠。马林生在潜意识里其实已经知道自己的行为在新的社会格局下已经不道德，但是他还是想维持父亲的光环。“你怎么就不明白我是为你好啊！”而马车的回答似乎更有底气，“你怎么就不明白我根本就不需要你为我好啊！”在这种断裂或者挣扎中，历史的荒谬感表露无遗。

在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对于权威的合法性或者合理性问题，他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统治。其中有一种是传统型，也就是拥有权威的人按照传统，辈分，年龄等或者地位从而享有权威。中国的父权大体属于这种类型。而这种类型的权威在这个开始慢慢变的功利和物质的时代是何等的脆弱和不牢靠。有时甚至不需要“马车”们弑父，这种权威就会自我消亡。例如马车挨“小跟头”打后，马林生给儿子出气，捡起的武器竟是一块蜂窝煤。后来马车自己出了气后，“小跟头”带人到马家找茬，马林生找回做父亲的尊严仅仅是因为敢说自己是马车的爸爸。这种尴尬不仅仅是属于一个人的，而是属于一代人。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两代人之间的壕沟从来没有如此深过。显然这并不是个好现象。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是重新树立权力者的权威，这不现实，重建被解构的权力需要再重建另一种权力。二是妥协，等待时间把沟填平。也许这不是最佳的方法，但是是必由之路。

这部电影在所有与王朔有关的电影中我认为是最棒的。而其他国内导演的作品，似乎只有《卡拉是条狗》可以和它有一拼。它关注的人是城市中的绝对主流，他们填充着城市中的每栋楼房、平房，每条街道，而在我们国家的电影中他们又是绝对的另类。他们生活在水土不服的现代环境中，疲惫而且焦虑的追寻着几乎消失的旧秩序。其实，他们也仅仅是一种无形的、荒诞的不公命运的消极接受者，他们与这种命运的施加者之间的矛盾与这个看起来欣欣向荣的时代相比是何等的荒谬。

也许，突然有一天我也会有个儿子，不知道会不会感到自己也变成一个命运的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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