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男主角人选是Harrison Ford。此人善于演绎恐惧等复杂情感，且在著名影片《亡命天涯》当中就出演过妻子被杀后自己蒙冤逃亡的角色。后来改成了Colin Firth。Firth也是极具魅力的优秀演员，何况有法国女神Juliette Binoche扮演其情人，给人的感觉是：在这种安排之下，男主简直不可能是坏人了。
然而摘掉演员滤镜，可以看到剧中将男主刻画得颇为不堪，其主要缺点如下：
首先是撒谎成性。为竞选市长而对越战受伤经历和所获荣誉撒谎被揭穿，对招男妓矢口否认，声称妻子知晓并包容自己的另一面，最终坦白其实没提起过，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在有可能是戏剧虚构的部分里，2017年辩诉交易家人未至，他声称是自己叫他们move on别来，但后来又提到孩子们纷纷找理由推脱。注意这里的“声称”和“提到”是故意打散在剧中的，延续本剧的拼图属性。
对男主的撒谎成性，剧中还安排旁人来各种排队盖章：在一次虚情假意揉眼怀念亡妻的纪录片访谈之后，旁听的大女儿上前打招呼，说：终于有人愿意听你的故事了！这话说者无心，听者不免遐想。纪录片导演也私下和制片人说：总觉得他有点假。第八集两个女儿私聊，一个责备另一个：我还把你当成是这个家里面唯一一个努力保持诚实的人！第三集男主和哥哥心灵对话，声称没有出轨，只因纯粹肉体放纵在他看来不算。哥哥责备他狡辩，说：Don’t you Michael Peterson me! 第四集末尾模拟杀人案，女主面对男主的劝说，拒绝说：you don’t get to Michael Peterson your way out of this. 你看，这两位至亲已经将男主的名字加以“名词动用”，当作“撒谎”的同义词了。
最大的谎言当然是关于性向。片中对此中不可避免的虚伪和被判大加发挥，将明暗生活穿插剪辑，且男主与妻子和情人亲热前，都要深吸气，仿佛在跨越心理障碍，而和老婆亲热的方式竟是rimming，这简直是在往肮脏的方向去想象和发挥了。剧中最后一个谎言则是当辩诉交易之后女剪辑师失去利用价值，男主拒绝了一直以来说好的和她搬去巴黎，并在质问下坦白对于是否爱她自己也不知道。
须知撒谎者常也不是精神抖擞颠倒黑白，而是有自我说服、混淆是非的习惯。男主对出轨的定义，在困境中讨好妻子及女剪辑师的身不由己、言不由衷，以及末集虚拟情节中面对还魂女主质问的说辞，都走的是这个路数。从纪录片来看，他在承认对妻子隐瞒性向时，措辞确实巧妙，这种气质本剧是吃透了的。
其次是善于操控别人。这对于事业不成功、财务不独立的男主是重要的求生技能。例如在现任面前展示对前任的严正立场，处处讨好而又决口不提诉求，等待对方来提，处处都是教科书级别的小手腕。第三集的标题《大伪善者》已经点的够明白，集内除了妻子授予这一头衔，更描绘男主如何委婉却又有效的胁迫两个女儿参与诉讼与舆论的双重战争。
第三是极度自私和自我中心。前来帮忙的哥哥日久疲惫不堪，想回家看看家人，引来男主的极大不快。对于辛苦工作养家而因所供职公司经营不善而陷入困顿的老婆，男主却抱怨她不再可人。竞选失败后，男主心情极其糟糕，擅自拆看女儿信件发现她在大学成绩不好，便迁怒于女儿，打电话过去大发雷霆，言语毫无边界，宣布不会出机票钱供她感恩节回家团聚，颇为伤人。
第四是脾气不好，对儿女极其苛刻。打电话时骂狗既是对前妻的指桑骂槐的小手腕，也是对他火爆性子的惊鸿一瞥。对待儿子不苟言笑，一句”你是我的百夫长“是儿子心头的沉重负担（二儿子Todd的扮演者是施瓦辛格的儿子）。片中暗示，Todd为讨好父亲而性格畸形，帮父亲撒谎说母亲知道父亲性向，而且Todd本人也在压抑自己的性向。第三集中他与友人藏在夜店洗手间小隔间里吸毒，两人耳鬓厮磨的欢愉情状十分暧昧，而且Todd分明双手捂裆，或已扯旗。全剧用大量篇幅描绘了这家人中的子女，且主要聚焦在他们人生中的负面经历，强烈暗示男主作为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在一定程度上损毁了子女的人生。
至此剧中男主作为一个虚构人物，已经刻画得颇为深刻立体、细致入微了。然而这毕竟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用的也都是真名。（此前有几部虚构剧集也参考了本案的案情，但都做了较大改动且用的是虚构的人物名。）此虚构人物与真实世界中的Michael Peterson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一致呢？
对这个问题，不妨从以下几个角度探讨：首先，剧中少量内容是可以由纪录片和新闻报道直接验证的。其次，本剧导演多年来一直想拍本剧，和纪录片导演成了朋友，后者慷慨的开放了纪录片全部素材库，包括海量未剪入正片的影像记录。本剧导演也可能从纪录片导演的话语中得知了更多信息。本剧赴法国拍摄外景期间，女剪辑师还在自宅招待了摄制组。这些都是可能的信息源。
然而，本剧拍摄没有和剧中人物原型接触。Firth表示怕影响艺术创作；女主扮演者Collette也表示自己习惯于基于剧本揣摩角色，不认为接触原型很有意义。大女儿扮演者Sophie Turner倒是联系了原型（后者目前也在影视行业工作），但后者觉得难以承受噩梦重温而没有同意见面。纪录片导演并未过问剧本（后来因此颇为后悔），女剪辑师则曾经明确要求不要在剧中描绘自己（这要求显然被无视了）。
并且，在剧中内容与纪录片的关键重合之处，两相对比可以发现剧集进行了相当严重的篡改。这里举两个例子，都在末集：
一处是辩诉交易当天早晨的最后一次纪录片参访，男主情绪波动，心门微开，也许是带着寻找救赎的心情，承认从未和妻子讨论过性向问题。纪录片确实也有这最后一次访谈，只不过发生在辩诉交易前一天男主的家中。两相对比可见，剧集不仅将其坦白的措辞修改得更为直白，更像是对撒谎的直接承认（而不是现实中他的淡化说法：当你一辈子都这么过来了，迈出那一步是很困难的，而我对她没有迈出那一步。如果迈出去了可能会更好。我可能还是不太舒服那么做吧），而且还在最后加了关键的两句话。在男主百感交集、情绪满溢的脆弱时刻，剧中纪录片导演不失时机的问：你是否杀了妻子？男主明显稍有迟缓，说：她的死是一个意外。这非常像是一个有罪而不诚实的人的托辞。然而这关键的两句话在纪录片中是没有的。由于这段话过于关键，难以想象会被纪录片剪掉，因此大致可以推断在真实世界中并未发生过。
另一处则发生在辩诉交易的法庭之上。所谓Alford Plea，即”我是无辜的，但承认诉讼可能会输，因此我认罪“。如此则受害人家属满足于”认罪“，而认罪者以无辜之陈述说服自己接受。为了各取所需，此认罪的陈述皆字斟句酌，开庭前通过谈判而定稿。根据纪录片，法官问：你是否根据Alford一案的方式认罪？Peterson只简短答道：是的。而剧集则在说完这几句后还让法官又毫无必要的问了一遍你的陈述是？然后男主还停了停，给了全景，制造了悬念，然后大特写直接让男主说出了：我认罪。这与Alford Plea认罪人的心态完全不符，足足像是罪人坦陈真相的救赎一刻，仿佛不这么干编导就觉得就不够过瘾似的！
以上两处确凿的篡改，均严重丑化了男主的形象。
对男主性向，剧中也大加笔墨，不仅聚焦展示双面人生的虚伪，直击男主寻欢细节，而且就连男主与妻子缠绵时，也是从rimming开始（这个词在剧中还专门托检察官之口解释过）！夫妻间的这种姿势是十分奇怪的，而这种细节只可能是编造的。男主的小众性癖渗入夫妻敦伦，很难说这路数不是意在勾起观众恶心的感觉。
剧集播出之后，原型人物们的反应成了媒体热点。Peterson以邮件方式接受了《Variety》的独家采访。第一次邮件中，他对纪录片导演破口大骂，说他是拿自己家庭不幸换钱的皮条客，用语颇为肮脏，看来是真生气了。Peterson说本片关于他的家庭，何况其中监狱部分的一些内容不可能有别的信息源，只可能是依据他自己的自传，但剧组并未获得任何授权。他说：我已经78岁，无所谓了，但我的子女又遭受到了这样的对待，天理何在？
纪录片导演对媒体发声：首先这是个公开故事，不用购买版权也可以拍。但该剧对这家人所做的令他深感沮丧。”这不公平，我理解为什么Michael会生气。我感到特别抱歉，但他搞错了目标“。因为对剧集导演Campos的信任，纪录片导演并未最终审阅本剧的剧本，尽管被列为联席制片人（并且收了7000欧元）。他后悔没能阻止本剧对纪录片摄制人员（他、制片人及女剪辑师）的丑化。女剪辑师和纪录片导演一起提出抗议，指出剧中一些基本事实错误：她是在完全结束自己在前八集纪录片中的参与之后才第一次写信给Peterson的，后五集虽然由她剪辑，但到最后三集（关于辩诉交易）时她和Peterson已经分手了，难道还有过度美化Peterson的问题么？
纪录片参与者的不平可以理解。在纪录片制作中保持中立客观是从业者的基本操守。剧中为了戏剧性的探讨”真相“，篡改事实将他们描绘成各有偏见且影响到艺术创作和职业操守的”不专业人士“，是不负责任的丑化。纪录片导演对Peterson的詈骂感到遗憾，但指出Peterson也许搞错了主要责任人。
Peterson随后的第二次邮件中语气平和了一些，说他也相信纪录片导演遭到了背叛，现在更关注Campos。他偶然看到了本剧的宣传片，当出现几个演员，用着他几个孩子的名字，在一幕中嘶吼大吵时，他立刻关掉了宣传片，再没接触过本剧。他听说了片中一些细节，表示无法接受亡妻之死在剧中虚拟了三次（或至少两次）。而且，初审中控方电脑专家曾当庭作证，他的电脑在案发当天下午四点后就没人再用过，剧中怎么可以虚构亡妻当晚看了电脑后与他争执而被杀的故事？Peterson说，他和家人都不是公众人物，凭什么拿着他们的人生来虚构不负责任的故事？
（他还说自己拿老兵津贴，够花，目前没准备打官司。”谁能有Johnny Depp那么多钱来打官司保护自己呢？“）
大女儿的原型Ratliff也接受了采访。自小对纪录片制作感兴趣的她，多年后曾有机会加入树大根深的Netflix纪录片制作部，却被告知因为后者购入了该纪录片，雇用她可能会有利益冲突。她说妹妹无意间看到了本剧宣传片，大受刺激，而她则投诉了Ins上一则本剧广告后迄今避免了和本剧撞个满怀。纪录片拍摄时，世间尚无流媒体或网飞。若能预知纪录片会无时无处不在，当初她一定拒绝参加拍摄。Campos买下纪录片改编权后也与她结识，多年来偶尔喝过几次咖啡，但给她的印象是剧集主要讲纪录片制作团队的故事。直到她听说准备选角Harrison Ford演她爸，才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在剧中戏份恐怕远比以为的多。
剧中辩方律师原型David Rudolf开有报纸专栏，也评论了该剧：和Peterson的初次会面是在办公室而非餐厅，而剧中最离谱的情节是在上诉其间Peterson的哥哥指挥孩子们甩卖家具来付律师费：要知道自初审判决后，Rudolf的参与全部都是无偿的法律援助。Rudolf倒是见了他的扮演者Michael Stuhlbarg，一个”演员心目中的演员“，并表示希望本剧不要助长公众对刑诉律师的普遍偏见。这个语重心长的律师啊，他看了本片后，大概会有一些淡淡的忧伤吧。
说起演员和原型的见面，女检察官Freda Black的扮演者Parker Posey和Black生前的同事见了面。Posey的造型极为传神，令这位同事当场落泪。Black于2003年成功将Peterson入罪，后来的人生却颇为凄凉，在财务困境和高血压夹击下陷入长期酗酒。2018年，57岁的Black于独居家中沙发上孤独去世，周围地板上凌乱放着食物、空红酒瓶和垃圾。尸检认定她死于长期酗酒导致的晚期肝病。她死前最后一条短信发给了大女儿，是帮她立遗嘱的律师的联系方式。
看过这闹哄哄乱糟糟的一切，回过头来让我们安静的思考本剧带来的伦理问题。有人从Peterson同意拍摄纪录片而推断他严重自恋，须知Peterson案发前曾在报纸专栏公开对当地检察机关发难，而公权力的报复会有多严重可以参见另一著名美国罪案纪录片《Making a Murderer》。一审候审期间，Peterson和家人最怕的就是遭受迫害、乃至被判死刑。有纪录片的摄像机在旁边盯着，检方多少会收敛一些。当然，经过纪录片的拍摄播出，Peterson一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隐私权。正如纪录片导演所说，本案成了公众故事，本剧不获授权也可以拍。
但是，我个人的判断是，本剧在追求艺术效果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伦理瑕疵。因为：
1. 经上文比较本剧与纪录片可确知，本剧在关键情节上做了严重篡改，因此而显著丑化了剧中人物，对他们的原型是显然有失公平的。
2. 本案和纪录片都不涉及子女们的私生活，子女们也都不是公众人物；而本剧大篇幅表现子女私生活，特别聚焦于其中的阴暗面，且很可能存在夸张、虚构的成分。他们都是普通人，没钱也没时间精力去追究，何况追究就要自揭伤疤，重温噩梦。以艺术之名，这样对待普通人，良心不会痛吗？
2011年，Peterson案在山穷水尽之后，突然柳暗花明。在重审听证会上，事情似乎愈发明确的在向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休庭时，坐在原告席上的Peterson和听众席上的两个女儿做做鬼脸（旁边就是法国女剪辑师）。回到几年前发生了那么多往事的法庭，望着已经衰老到行走困难的父亲，在这希冀重起的难得的轻松一刻，二女儿发自内心的绽放灿烂笑容，随即落下泪来。
这是多么富于人情味的一刻啊。
是我们的观看，却是她们的人生。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