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香港的疫情关在家里。一个人住，我开始和自己讲杭州话。像妈妈在身边，要做什么的时候都要报备一句，开心或不适时都要回应一句。这个城市就能变得像我的城市一点。

在上海念书的时候并没有这种寂寞。毕竟可以听懂上海话。点开这部电影，也有这个原因。

一个教小学美术和老年人画画的艺术家，一个游手好闲一肚子情史的策展人。女性角色很有意思，都是经历过的人，集娇嗲和潇洒于一身，带着混血小朋友的半个女强人，以及喜欢探戈的前妻。街角出现的人都像巷子天才，三代修鞋喝咖啡，大谈莎士比亚；身材很好的老外一口上海话，在义乌有家产要继承。

看到中途，一度有些难受。四十岁的生活是一地鸡毛，且你习惯了。不是什么洒脱，也说不上坦然，就是认命，或者逃避。喝咖啡看话剧的情调变得矫情，因为家里母亲的碎碎念就在耳畔，提醒你现实有那么多事情，堆叠得很难看。做得一手好菜，熬煮奶白色的鲫鱼豆腐汤，多鲜活的一个生活家，在影片中成为了一个“老实”男人的居家手艺，不是烟火气，是灶台气。

影片的步调在催促我与四十岁的自己和解。展厅的放映室，那一段剪影与对话是和解的开始。我也默默给了自己预警：哦，是理想主义的开始，而非现实。

主人公再次组了一餐饭，几个人聚会谈天——这大约是那时的我可以做到的。老乌讲索菲亚罗兰的故事，这个影片更理想主义了。随后他说：感动伐？

在众人几乎有泪的时候。他紧接着笑了：我编的呀。

格洛瑞亚擦着眼角的泪骂了一句：十三。她的反应是我的反应。

四十岁没那么坏，它甚至会拥有浪漫的回忆、真挚的情感，精彩对论、喝到天明的好友——不，想多了，它也没那么好。

真假不论。索菲亚罗兰的故事，他和老乌说的那一句“你是我的第一个中国男人”，让我想起了马尔克斯转述给读者的那个故事：某个码头的老鸨，曾经的漂亮妓女，拥有过无数段露水情缘。一个中国男子曾经教给她的鹦鹉一句中文，她一直不知是什么意思。现在她已经老了，她遇到了另一个中国人，她让对方帮忙翻译鹦鹉口中的话的含义。苍老的她眯着眼睛，侧耳认真地听着。

影片最后，他们一起看了那部《爱情神话》。打着瞌睡让放了快进。开始讨论老白端上来的点心：

苔条花生是老大昌的。蝴蝶酥也蛮好，天钥桥路某家小店专门做的。

二十年之后，可以是这样，似乎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