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颇具婉约风格的词，出自毛泽东之手，是他早年写给杨开慧的，流露出伟人性格中深情、温存的另一面。在电视剧《百炼成钢》中，这首词被几度提起，甚至杨开慧烈士（赵樱子饰）就义前，也在吟咏着它。
乍一看，生死关头，如此儿女情长，是否有些突兀？这符合历史真实吗？
仔细推敲，却又别有滋味：如果不是深爱着这个世界，不是渴望更美好的生活，前辈们又怎会走上革命之路？他们又如何坦然面对牺牲？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必有对人性、对世界的极大的赤诚，所以才能如此勇敢。
这就涉及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才是历史剧的真实？“历史剧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区别是什么？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此曾有精彩论述：“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历史剧）大体上的正确，但是不应剥夺艺术家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权利。”
黑格尔的意思是：艺术家有重新书写历史的权利。毕竟，历史剧的目的不是记录历史，而是创造一个审美结构，以将历史与当下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只有观众热爱、有益身心，才是历史剧，至于与史实是否有出入，属于末节。
从这个角度看《百炼成钢》，就会发现，它与黑格尔的论断高度契合。
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
黑格尔的论断，给出了一个重新思考历史剧的立足点，即：从“过去与当下”联系的角度看历史剧，而不是苛求史实是否准确、历史人物还原度如何。
事实上，好的历史剧之所以引人关注，恰恰在于，它准确把握了“过去与当下”联系，让观众从“旧事”中获得启迪、得到审美快感；而一味泥古，不与当下关联，不回应今天观众的关切，不考虑现实需要，这样的历史剧绝不可能成为佳作。
可问题是：“过去与现在”的连接点究竟在哪？
过去百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剧变：从战争走向和平建国，从不断革命走向可持续发展，从谋生存走向谋发展……曾经的一些观念、经验、方法，在今天已不适用，一些观众甚至已无法融入当时的情境，无法真切理解前贤们的行为逻辑。
《百炼成钢》则独辟蹊径，站在大历史的高度，重启“人的现代化”的命题。
从传统到现代，“人的现代化”是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从没有一个人，能身体进入现代，脑袋却留在过去；同样，也没有一个社会，有了铁路、轮船、计算机等，却依然沉浸在往昔的观念中。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在现代化之路上屡遭挫折，正如陈独秀先生概括：一开始，我们以为是技术落后，所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继而以为是制度落后，推翻了千年帝制；可帝制推翻了，又是军阀混战，掀翻了一个皇帝，却冒出无数个土皇帝。
传统力量过于强大，窒息了现代人格的形成，而没有现代人，变革也就无法实现。当此之时，唯有热血与牺牲，方能唤醒民众，再造国魂。
这是一个“百炼成钢”的历程：
一方面，革命者要主动与传统的背景、文化、情感等进行痛苦剥离，如电视剧中，当青年毛泽东（王雷饰）开始革命，族人中的长辈毛棠圃等竟暗中举报，试图加害。
另一方面，革命者自己也可能被传统拉下水，比如剧中的陈独秀（刘威饰），他特立独行，反抗封建主义，自己却摆脱不了家长制作风，不仅给家庭带来灾难，也给党造成重大损失。
正是沿着启蒙与反启蒙、现代与反现代的矛盾线，将“前贤们的奋斗”与“当代的需要”捆绑在一起。
效率低下的背后是道德低下
在《百炼成钢》中，前辈们的青春如此壮烈、如此盛开，引人深思：同样是青春，为什么他们的能这样灿烂，我们的却平淡无奇？每个曾经青春的人，都对自己有过期许，可为什么我们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究竟是谁“偷走”了我们的青春呢？
于是，《百炼成钢》打通了“过去与现在”的联系——青春的烦恼总是相似的，曾困扰前辈的问题，也会困扰今天的人们。
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才是理想？是为了满足个人虚荣与成功，还是为国家求解放、为民族争尊严，为人类谋幸福？
在《百炼成钢》中，刻画了太多先烈的牺牲：李大钊、张挹兰、陈延年、陈乔年、瞿秋白、杨开慧……他们中最年长的（李大钊），才38岁，最年轻的（陈乔年），还不足26岁。先烈们的热血，铺就了一条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之路。
《百炼成钢》不仅刻画出革命者个性之间的差异，也刻画了他们的相同——他们都有更高的理想、更大的寄托，所以才能超越小我，才拥有了不断革命的力量。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在《百炼成钢》中，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等，也都有一定的个人才能，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依然是传统人——将私愿置于公义之上；只相信手段，不相信原则；崇拜权力，追求权力；一切努力为个人；没有理想，只有口号。
吴稚晖因文章犀利，一度被视为革命者，可当革命之火给他“带来麻烦”时，他立刻翻脸不认人，当面背叛弟子陈延年。陈延年被捕后，吴稚晖想的不是国家会不会损失一位青年才俊，而是气急败坏于昔日弟子不听他的话。
在黄埔北伐中，共产党员在战场上表现越好，蒋介石、张静江越不安，生怕抢了自己的功，生怕失去手中的权力。
事实证明，靠吴稚晖、张静江等传统式人物，根本不可能将一个大国带出“亡国灭种”的危机境地，更不可能带领一个古老民族走上自强、自立的现代化之路。表面看，他们败于效率低下，但实质上，效率低下的背后是人格低下、道德低下，吴稚晖只想革别人的命，不愿革自己的命，而不完成自我改造，又如何领导一个大国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呢？
从小我走向大我，所以他们成了“大写的人”
历史注定会牢记那批年轻人，他们笑傲时代风云，为信仰甘洒热血。
在《百炼成钢》中，塑造了许多鲜活的革命者的形象，比如瞿秋白（陈晓饰），他个性文弱、温和，他与杨之华（刘烨饰）的爱情如此甜蜜，以致他有太多的理由活下来。在《多余的话》中，他写道：“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然而，走上刑场时，瞿秋白又是那么坚决。
正如一首诗中写到的那样：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一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瞿秋白烈士身后只留下一名继女——瞿独伊。革命者也会有种种痛苦，但从小我走向大我，使他们成为“大写的人”。
在《百炼成钢》中，类似的感天动地的英雄比比皆是，比如李大钊烈士（汪涵饰）就义前，他的学生、共产党员张挹兰拦住他说：“先生，让学生先走。”李大钊平静地回答道：“我是老师，走在前面，应该，应该。”
把这些闪耀的珍珠串联起来的，是影片中不断响起的《国际歌》，这是《百炼成钢》创作者们的精彩一笔——《国际歌》中蕴含的崇高感，以及理想主义气质，与《百炼成钢》的主题彼此共振，强化了感染力。
毛泽东在词中曾写道：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国际悲歌”非常传神——《国际歌》确实充满悲怆，但这份悲怆绝不肤浅，它涤荡着人们的心灵——不麻木，不退缩，从小我走向大我，因为正义与光明就在前面。
这部剧可为今天人的精神“补钙”
经过4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今天，我们已彻底走出百年梦魇，将“东亚病夫”“一盘撒沙”“有家无国”等传统糟粕基本剥除。如果前贤们能看到今天，将多么欣慰。
然而，高速增长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过度关注物质生活，消费主义文化侵蚀等。
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富的一代人，可他们中不少人却最爱抱怨，一边埋怨“内卷化”，一边又用“躺平”对抗，他们看不到老一代人都是从996走过来的，以为自己最不幸。明明更富裕了，为什么反而会花式喊穷？这恰恰说明，物质生活不能补偿一切，人依然需要精神力量。
不向往崇高，一切个人努力都会落空；不追求公义，私民的挣扎只是虚度人生；不追求精神的丰满，物质的丰盈只能让灵魂更痛苦；不接受真实人生的伤痛，注定会留下精神上的疤痕……
《百炼成钢》的价值在于，它帮助人们在精神上“补钙”——战争年代过去了，但为人类谋幸福的理性并没过去；今天不再需要普通人去抛头颅、洒热血，但牺牲精神、奉献精神依然决定着一个人的价值。
人是万物中最主动的过客，世间万物，只有人类能构成大型社会，事实证明，在基因层面，只有人类具有组织化的天赋，再孤独的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融入群体、为群体做出贡献，因为崇高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唤醒心中的崇高，点燃自己的天赋，这是“过去与现在”的枢纽，更是历史剧的责任。从这一点看，《百炼成钢》为今后的历史剧立下了一个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