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完《香樟狂想曲》后，我有种怅然若失之感，仿佛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我知道不写点东西是不可能的，但一提笔又无从谈起。在日常性翻阅白岩公号的后台文章时，看到早年樟木写下的一句话：所有的开始，都可以是马尔克斯式的。于是我想，这篇拍摄后记终究要这样写起：

多年以后，每当回忆起诗社最接近理想的姿态，我眼前便会浮现出拿着相机、扛着三脚架、背着诗稿和剧本的我们。《香樟狂想曲》的拍摄，是一次尝试，尝试着将我们所理解的“诗和诗社”灌注到影像这一容器中。而意料之外的溢出，便永远留在天台，火盆和记忆里。

虽是开头，但我总觉得要从结尾开始讲起才好。《香樟狂想曲》正式出片是在11月6号清晨，容量从原来预想的3-4分钟延长到7分钟，定位也从“招新宣传片”提升到“诗社的阶段性作品”。在我看来，它虽然远谈不上成熟，却也达到了预期的标准。

拍摄核心团队是由诗社社长易林，外联部部长一午(他的真名，也叫一午)，副部长王二(当然是昵称)和我四人组成的。我看了一下微信，建群是在10月4号，也就是说前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拍摄想法的提出，是在诗社的一次匿名评诗会之后。我们坐在思源湖边，在冰冷的晚风，遗留的酒气和易林的咳嗽声中规划着诗社接下来的发展方向。易林说这学期想拍个招新短片，以及办个展览，询问我们的意见。出于各方面的考量，以及自己的一点私心，我提议先拍摄短片。

说私心是因为诗和电影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两种艺术形式，我渴望着将其融汇在一起，并且我对“导演”这一职业一直有着很深的向往。于是我们就这样毫无头绪地启动了《香樟狂想曲》:由易林撰写诗稿、担任朗读，王二编剧，我导演、拍摄和剪辑。

主创人员

不必说，从前期策划，到拍摄，再到后期剪辑，整个过程是艰难而曲折的。由于个人的轻微焦虑症，我有一段时间几乎没怎么睡好觉。片子取景大部分是在交大(闵行)校园里，我们在天台拍，在湖边拍，在一切能符合我们要求的地点拍摄，而拍摄的设备就是我开学初买的一个二手索尼微单，以及某宝上几十块买的廉价三脚架。我们把三个手机的闪光灯叠起来打光，为了拍摄“燃烧”画面报废了王二舍友的脸盆，最贵的道具可能是校门口买的三十块一束的花。事实上，片子最后的成本加起来不到100块钱。如果要说最宝贵的投入，就是诗社成员，特别是核心团队成员投入的心血。辛苦固然辛苦，但我们却忙碌得心甘情愿。

当然，我们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地完善着拍摄计划。关于剧本，我们从凡亞（诗社前任社长，目前在美国）那里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指导意见。Pr(剪辑)是我向媒设的朋友陶欣怡请教学习的，事实上她只用一个下午就教会了我。我们在进城取景的时候，还得到了开闭开诗集书店的同意，得以在书店内部取景，在这里一并对店长亚述表示感谢。

如今看着电脑里躺着的样片，我却觉得我最宝贵的礼物不是它，而是这一个多月来不失梦幻的生活。正如开头所说的，是那种扛着相机，背着诗稿的姿态让我无比怀念。我们登上天台，钻入地铁，“翻过低矮的槛”;我们在午夜的校园里模仿披头士，在一号线上听摇滚和民谣，在寒风中靠着肩头传递理想和隐形的酒精，仿佛从此具有了对抗一个时代的坚韧。

写到此处，我猛然记起FIRST影展上，任航在《我有一个忧郁的，小问题》中说:真正的自由，是我们不必在这里谈论自由这个话题。在我看来，真正具有诗意的年代，是当我们能自由不刻意地谈论“诗”与“诗人”的年代。而现在，“情怀”和“文青”在大多数语境下沦为贬义词，“诗和远方”被舆论炒得烂俗后又冷却，去开闭开的时候也得知亚述在寻找新的书店地址。可能此时此地不是诗歌最好的生存环境，但白岩的每一位诗人依然会坚守着“宠辱不惊，坚韧不拔”的白岩精神，我们依旧是“无限的少数人”。

谨以此片，献给白岩和即将加入白岩的人。最后，再次感谢所有关怀诗社的朋友们，这也是献给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