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1-17

大秦帝国之裂变:历史演义的内在矛盾

历史演义（historical fiction）这一文体的内在矛盾就是，演义本身指向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资料以历史书写、文物、代代相传的传说和记忆、想象等形式得到保存，这些客观存在物与和作品的虚构之间的矛盾。当然，读者可以选择把历史演义的文本当作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这个体系内的每一个符号只跟体系内部的其它符号拥有联系，而与体系外的任何符号无关。当关羽过关斩将时，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叫“关羽”的人（把这个名字换成“李羽”、“A”、“张狗蛋”等，对理解作品不产生任何影响），经过了一些军事设施并夺走了一些人的生命，至于历史上是否有一个同名的人，做过相同或者类似的事，则是不需要考虑的。但是这样的一种理解方法有其局限。比如，它很难解释作者的个人意图，比如为什么要让他的故事指向一个真实存在过、而不是捏造的时空，为什么在某些方面竭力创造对那个时空的逼真性等。除此之外，历史演义的文本，对它所指向的时代的模仿、戏仿、讽刺、互文、引用、评论、对话等，都是一部作品的重要方面，而这些都是必须将历史演义作品和过去的时空进行比较才能得出的。

历史演义和它所指向的历史时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两种指责，而这二者像是朝向相反的方向。一种指责历史演义歪曲历史，也就是说，增加了在那个历史时空中不存在的因素，或者与那个历史时空中存在的某些因素相互矛盾。另一种指责演义受历史的约束，不能自由发挥。比如金圣叹就比较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本书，认为前者的缺点是太受历史事实的制约，在很多时候简直是照抄史料，难以自由叙事，而后者则因为史料的缺乏，在虚构方面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金又比较了《史记》和《水浒传》两本书，认为前者是“以文运事”，无法改动历史事实，顶多把它们写得有文采一些，而后者是“因文生事”，可以根据艺术性和创作的需要来随意捏造事实，因此比前者更有优势。但是，因此断定金圣叹认为创作越自由越好是不正确的，因为金还比较了《西游记》和《水浒传》，认为前者的缺点恰恰是太自由了，以至于没有根底，而后者则至少受到“帝制中国社会”或者“宋—元—明”这样一个大背景的制约。比如，武松赤手空拳打死一只老虎，我们之所以看得惊心动魄，是因为我们知道武松是一个人类，受到人类的生理条件的制约，要是孙悟空打老虎，就毫无悬念了，故事可能会乏味许多。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纪录片要比恐怖片恐怖许多。

因为历史演义和它所指向的历史时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本文只针对《大秦帝国（一）裂变》这一步电视剧（本人没看过小说）来谈这一问题。这部片子对历史的处理有一些特点，罗列如下：

一，填补历史的“空缺”。战国时代距离现在很遥远，历史资料太少、太简略，比如《史记·商君列传》大概只有几千个字，要把它转变为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难免增加很多内容。另外，历史传记（文字）和电视剧属于两种不同的体裁，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彼此无法完全替代，因此，在拍电视剧的时候，针对电视剧这一体裁进行虚构是不可避免的。《大秦帝国》的做法跟很多电视剧类似，就是大的历史事实不改动，而在“细节”方面添加较多的内容。比如说，商鞅的爱情生活，是没有历史记载的，当然，应该没有娶秦国公主，否则这么大的事应该被写进历史传记里。电视剧在这方面，发挥得比较自由。但是，电视剧的作者仍然做了一些努力，使得这些爱情故事与当时的普遍的文化风俗不至于太不一样。

二，“现代化”。作者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时代的影响总是难免出现在历史演义的作品中。电视剧对于秦公和商鞅，有很多按照现代价值观进行的改造和“美化”。比如，秦公像一个政委，关心百姓，喜欢鼓舞民气，几乎每一集都哭。而商鞅的思想中含有颇强的民·主色彩，比如太子犯法，《史记》没有说是为什么，而电视剧把它描绘成贵族和百姓的冲突，而商鞅出于“太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原则处罚了太子；商鞅认为，小的改变是否能成功，取决于朝廷，大的改变是否能成功，取决于人民；秦国百姓对是非对错有很强的辨别能力，因此变法会取得百姓的支持，因此会成功。这些民·族主义和民·主的思想都比较接近大部分现代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三，历史解释的后见之明（hindsight）。这不仅是历史演义电视剧的问题，也是历史解释的问题，而一部历史演义电视剧是对历史的一个解释或评论。其中的一点是，如何建立历史的因果关系？比如，秦国发生了商鞅变法，后来又发生了灭掉六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商鞅变法’导致了‘灭掉六国’”甚至“‘商鞅变法’必然导致‘灭掉六国’”？电视剧显示出这方面的倾向，比如商鞅对秦公说，只要建立了“法”，就算秦国以后出现了昏君，也不会变弱；而秦国只要出现一个明君，就能够统一天下。申不害的“术治”则被解释成最终失败了。但是实际上，秦国在秦王嬴政登基时，六国还都在，嬴政一代君主就灭掉了六国，建立了秦朝，称始皇帝；而赢政时期就出现的一些问题，到了秦二世就爆发出来，并摧毁了秦朝。秦国统一天下有多大的偶然性？是因为商鞅建立的“法”，还是秦国恰好出了一两代明君？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而申不害的治理韩国，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是成功的，电视剧却把它描写成失败了。这虽然与最终的统一六国的结局不矛盾，却未必是历史的实情。

四，“情节需要”或“以文运事”（借用一下金圣叹的术语）。这一条和第三条差不多，甚至是一件事。比如，在历史传记中，商鞅最后被杀死了。这是一个大的、主要的历史事实，电视剧没有违背这一事实，让商鞅活到一百零八岁善终。因此，无论怎么编，最后商鞅必须死，而这个死又必须是合情合理的。电视剧在这方面的虚构，则让人觉得不那么符合情理：电视剧在前面把商鞅抬得太高了，太有智谋，太受人喜爱，以至于后来很难弄死他；商鞅的死，竟然由一群朝臣争论决定，非常的不符合程序，不符合商鞅制定的“法”，而商鞅作为死硬捍卫“法”的人（在电视剧的前几十集都是这样的），在这时却什么都没说，什么都不反对，乖乖地束手就擒了。另外新的秦公的人格也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这一切都显得不尽合理，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固定的结局对于电视剧叙事产生的扭曲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