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8-10-15

大秦帝国之裂变:看《大秦帝国》从商鞅谈开去

商鞅这个人，要是和他交朋友肯定很不舒服，司马迁说他，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常人往往做不了大事，做大事的人确实不是很容易让人接近的。成功者会坚持的自己的信念，很大程度取决于与一般群众的距离保持有多大。所以基于这个层面，我们有理由相信领袖的所谓亲民只是作秀而已，是的，我们需要高瞻远瞩的领导者，给我们真正正确的方向而不是自己宣称的正确方向。方向要是对了，我们的柴米油盐鸡毛小事也就没必要领导关心了，打个极端的比方，如果防范得当或者措施有力，我们就永远不需要那些领导人在灾难废墟前面悲天悯人。

商鞅变法的时代是一个大家都在变法的时代，变法是时代的潮流，但变法没有标准，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这里应该说有运气的成分，更多说是环境使然。这是外因诱导内因的时代，大家的创造力都很旺盛，所以说当一群猴子开始进化的时候，某只猴子的修成正果化身为人显然是个小概率事件。在战国外部世界相对平和的年代（除了一点胡人目光短浅的劫掠以外，确实没有什么与华夏文明相当的文明干扰），这个概率被准确计算为7分之1。商鞅入秦无数线头中的一根，一个言听计从的秦孝公算一根，秦国的一穷二白没有历史包袱也算如是，重要的是概率中的另外7分之6在自身的变革以外也无偿提供着经验和激励和鞭策。所以说商鞅的成功是个幸运的事件，变革成就了秦国的一统，就比如车裂成就了商鞅。比如灾难成就了普罗米修士。虽然中国没有悲剧的传统。但现实教育我们，悲剧是时间走向深刻的必有之路。商鞅必须得死。这也是电视剧《大秦帝国》放大给我的一个概念。这概念我相信编剧是从谭嗣同戊戌变法后求死以全慷慨之义那里得到的灵感。这或许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所谓的烈士情怀，使国人更愿意以激烈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放弃理性和周旋。

电视剧杜撰了商鞅在人生末途的态度。使其从仓皇逃离到奋而反击的过程改变成慷慨赴死。我们篡改历史的目的也许是为了获得一点激越的快感。但我个人更喜欢商鞅在最后的反击（孝公卒后，太子秦惠王立。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俘。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一如吴起在最后时刻所设计的报复。这种快意恩仇的态度似乎并不被中国历史所延续。战国后那些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自虐情节一直延续到文革。而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出而今文艺创作的一个弊病。就是人物的性格被事先定格。不仅性格缺乏变化而且标本化严重。假大空的毛病从来都没有被改正过，我们总是看到焕然一新的人物，使我们根本不知道人物本来性格和事迹是什么，一些不约而同的谎言造成了我们的集体失忆。

所以电视剧给了我们一个显然不真实的商鞅。要我理解，商鞅并非如此坚持不懈或者刚直不阿。也不是这样理想主义到以身赴死以保全信念的程度。商鞅是什么样的人，要我说，首先就是其的圆滑及对人的洞察。从公叔座对魏王说如不用商鞅就杀商鞅，而商鞅很不以为然，认为魏王不听你用之言也就更不会听你杀之言一段来看，商鞅是一个多么明白的人。而商鞅三见秦王，两次讲不切实用学问以托出第三次所讲出的真正学问的高明。看以看出商鞅的心计之深，运用之妙，游刃之有余。这样的人怎么会迂阔到以死赴义。

或编剧认为秦法之严之细之密，而估计制法之人之审慎之严肃之固执而无变化。而不知《围城》里有句话，说规矩都是不守规矩的人定出来的。这些变法人本就因不拘泥于程式而肆意汪洋大刀阔斧变革。商鞅立木为信已足见其机锋之巧，为信而信，信而不诚。也看见为达目的的不择手段。秦法严苛，说明的是立法人对于世人的不信任，如所言人性恶使然。也是聪明人处置他人采取小聪明的办法。从这点，与商鞅性格吻合，他的智慧，在于洞悉他人智慧后的应制之法。

商鞅之人，是法家而非儒家，法家讲究的是办法和规矩，认为人心不可测所以不制其心而制其行。而儒家则反其道，以为其心可以被引导向善，而引导以所谓理想的力量。电视剧则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法家在文革期间大为流行，后来也因为中国改革开放而继续以其改革身份为之今人楷模。但过犹不及，近百年精英们求治心切思潮纷涌，有点战国大论战的感觉，但论的太多做的太偏激，安定个几十年就乱，现在又处于这样一时期，我们怎么办，往哪里去这些都是问题，电视剧说以法治国，摆脱人治。但我们不无悲哀的发现，其实商鞅靠的还是秦孝公，法治的基础并不牢靠，干扰的因素很多。当然在现在，比起原来我们相信青天以外，相信法治肯定是更大的进步。

最后说电视剧过于冗长，可删掉一半，我们对于历史往往不较真，对于人物因不熟悉而可任之评说。文艺家担心群众不明是非，所以热衷以自己的思考取代观众思考，所以还是希望，我们可以获得一点真实的信息，以便自己有一点认识，哪怕是错误的。

许亿的屁事http://hym1976.blogcn.com/index.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