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没看啥电影，就去了两次小影展，看了几部老片，感觉非常好。你会发现，即使是那些你在电脑上看过很多遍的电影，一旦到了电影院的环境里，整个观感都会变得非常不一样。毕竟，电影院才是真正看电影的地方。
上周去看了维姆·文德斯影展，看了《寻找小津》。参加这样的影展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几乎不会像平时在电影院遇见儍X，那些在黑暗中堂而皇之说话的家伙们。因为，参加这类影展的人，多数都是具有“影迷性质”的。作为影迷，自然对电影的态度是尊重的，在电影院里也会保持基本的礼仪。
好比这次，如果你不知道文德斯，不知道小津，是不太会去看的。换言之，电影本身就已经过滤或“净化”了一批观众。所以，我决定以后多去看看影展的片，太有电影院应有的感觉了。
那么，今天来说些什么呢，说说这部《寻找小津》？我真吃不准，这部纪录片大部分时间是非常沉闷而无聊的。文德斯这一批新德国电影的家伙们，追求一种“纯影像”的概念。
好比文德斯在片中“偶遇”的赫尔佐格，后者为了这种“纯影像”，入密林，爬高山，亲密接触灰熊，总之，他每拍一部电影，就像是一次探险。
文德斯与赫尔佐格不一样，就像有句谚语说的，“每一只生活在野外的乌鸦，都有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乌鸦朋友。”文德斯就是那只城市里的乌鸦。他以寻找小津电影中的影像为切入点，来到80年代的东京，想看看还有多少小津电影的残存。
文德斯镜头下的“东京印象”是有些冗长的，但这恰是文德斯概念里“纪录”应有的样子。从柏青哥到食物模型，再到集体无意识的高尔夫热，80年代的东京处于一种西化的巅峰，却又体现出一种高度的空虚。这与描绘日常点滴的小津电影，几乎就是两个世界。
实际上，文德斯也在旁敲侧击着：当时的日本早已忘记了小津。作为小津电影的御用演员笠智众，为当时的人们所知，并不是那些小津电影里的“父亲形象”，而是他演了一部收视率不错的电视剧。
距小津逝世仅仅过去了20年，他和他的电影在日本，在东京，在大和民族之中，就如同他的墓志铭一般，成了——“无”。
这种遗忘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这种遗忘太常见了。越应该记住的人，越容易被忘记，只有寥寥的数人，还在做着旁人看起来滑稽而愚蠢的纪念。这可悲吗？不，这太正常了。
当然还是有人记得小津的，比如笠智众，比如小津的御用摄影厚田雄春。文德斯在采访厚田时，一开始说起小津的榻榻米机位啥的都好好的，突然最后一个问题，“你在小津逝世后，跟别的导演合作过吗？”
厚田说，“合作过，但不知道自己在拍什么，没有感觉，我把最好的自己给了小津，他唤起了最好的我。有时候，我很寂寞，因为他不在了。”厚田哭了，向文德斯道歉，觉得自己失态了。坐在电影院里的我，也哭了，就在15分钟前，我才刚刚从瞌睡里清醒过来，而现在，我却忍不住流泪。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厚田的泪水说明着什么呢？也许，这泪水的来源，只是他与小津的私人情感，但作为一个外人、一个旁人，我却深切地理解厚田的这种悲戚。在私交之外，这是一种恐慌和意外，就如同你看完《东京物语》后，突然想到——
小津安二郎逝世了，这世上再不会有这样的电影了。
这种脊梁发冷、汗毛直立的恐慌非常奇怪，它不来自你可能受到的任何危险，它甚至与你无关。小津在不在，对你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但你还是会由衷悲戚，尤其是你还想到，如今小津已然鲜有人提及时。
他成为了在一个小众圈子里才会提起的名字，而事实上，不应该如此。他的电影根本不晦涩，是最接地气的寻常。当然，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小津“清汤寡水”的电影，根本不合观众胃口。就算吃“日料”，至少也得是刺身拼盘和鳗鱼饭，只有“茶泡饭”和“秋刀鱼”，鲜有人下箸。
我只能叹息，虽然你让我分析小津电影的优点，我也许也说不出太多门道。尽管很多人能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对与不对，是另一回事。就我来说，小津电影可用两个词概括：寻常与物哀。
就不展开说了，因为我觉得光点出这俩词，懂得人自然懂了，不懂的解释一万字也无用。
好了，差不多该收尾了。不知道为何，橘猫现在脑海里都是鲍勃·迪伦的一首歌，不是《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g》，而是《A Hard Rain's A-Gonna Fall》。似乎将小津比作那个“蓝眼睛darling young one”，有一种说不出的契合感。
现在的电影，局限于电影之内的太多了，当电影院的灯亮起，再没有一丝一毫会漫到电影之外；而小津的电影恰恰相反，当那个“终”字浮上屏幕，他的电影才刚刚开始。
这，也许就是我始终对小津念念不忘的理由吧。如今算起来，文德斯的《寻找小津》都是30年前的电影了，他那回尚未找到，如今，我们还找得到吗？
更多影评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双猫电影”（ shuangmaofilm ）
